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中一个价值中立的机械转换过程,而是一个“改写”和“操控”的过程,是不同文化之间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权利和暴力的不平等、不平衡、不对称的交往过程。这种认识是在描写翻译学呼吁停止对翻译现象进行价值评判而开始对翻译现象进行客观描写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取得的,至今已基本形成共识。但翻译研究不能止步于此,还必须继续追问: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怎么译?是把存在的看成合理的,还是去追求一个更高的道德理想?到底什么是跨文化交往的合理模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更能体现翻译研究的价值。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将从格尔兹阐释人类学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首先,本文探讨了格尔兹阐释人类学的理论渊源及其方法论思想。格尔兹阐释人类学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一场很大的人类学危机,从而在西方人类学界诞生了如格尔兹这样的人类学大师及其代表的阐释人类学学派。格尔兹通过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运用深度描写这个手段,抓住地方性知识这个认识角度来阐释人类学。其中,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深度描写和地方性知识就是他在阐释人类学时最重要的三个方法。其次,本文论述了翻译中的操控性。正是因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的研究视野,让世人更清楚的看到了翻译的本质。此外,本文还简单介绍了文化霸权,对翻译的操控性进行了一定的描述。正是翻译的操控性研究,让人们认识到目前翻译的不足,从而引领人们去探究翻译的合理性问题。再次,本文将格尔兹阐释人类学与翻译研究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的创新寻找新的路径。介绍阐释人类学时,本文探究了阐释人类学是如何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在阐释人类学者眼里,深度描写是捍卫边缘文学、文化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有力手段。本文强调要以平等的心态对待文化他者。格尔兹阐释人类学强调放弃自己傲慢的精英立场和霸主地位,平等对待和真心尊重世界各族、各地的文化和智慧,让它们共同参与到有关人类前途命运的讨论中来。在翻译中,我们要尽量克服文化霸权和操控,全面客观地体现他族文化。应该说,这种民主立场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最后,全球化时代为不同的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但不可避免地对弱势文化提出了挑战。将格尔兹阐释人类学方法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当中,唤起人们保护民族文化、建立平等文化交流的意识。从而将“尊重差异,敬畏文明”确立为跨文化交往中对文化他者所应该担当的最基本的伦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