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为让数字经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发展,中国将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构建“数字中国”的目标,并辅以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以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以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很多企业都谋求数字化转型,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尚不清楚。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微观主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直接关系到一国总体生产率增长及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要求。因此,正确把握中国数字化转型发展趋势,理解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企业生存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生产率关系的相关研究仍较为缺乏。尤其是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如何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等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结合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生产率关系的基本事实,进一步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机制,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进行多维度经验考察。本文以动态能力理论、交易成本理论、高层梯队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以高管数字素养为调节变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能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模型,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企业能力的中介作用和高管数字素养的调节作用。主要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把握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生产率的现状及两者间的基本关系。首先,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挖掘,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量指标,并结合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分析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现状;其次,在对生产率衡量指标和估算方法进行梳理后,采用LP法和WRDG法估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此分析企业生产率的基本现状;最后,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生产率的指标数据,初步探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第二,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应假设。首先,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的假设;其次,在对企业能力理论进行梳理后,将企业能力分为静态能力和动态能力两个维度,分别讨论静态能力、动态能力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生产率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高静态能力及动态能力来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假设;最后,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提出高管数字素养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能力之间、企业能力与生产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的假设。第三,设计实证研究方案,并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首先,在对研究样本和数据处理进行详细介绍后,构建本文的实证研究模型;其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再次,对企业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能力的回归分析、企业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分析、以及企业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析;接着,对高管数字素养的调节效应进行讨论,分别检验高管数字素养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能力之间、企业能力与生产率之间的调节效应;最后是实证结果汇总及相应的结果讨论。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2007-2019年中国企业数字化程度逐年递增,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第二,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总体上会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不存在“生产率悖论”,且东部区域的企业、制造业企业、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更为明显;第四,在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能力影响企业生产率的过程中,体现静态能力的盈利能力和销售能力具有显著为正的中介作用,但静态能力中的发展能力以及所有动态能力指标的中介作用均不明显;第五,高管数字素养在数字化转型与销售能力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在发展能力、销售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能力与企业生产率相结合,为企业生产率增长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研究还极其有限。本文引入企业能力作为中介变量、高管数字素养作为调节变量,讨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在研究视角上具有新意。第二,本文在理论层面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突破传统的企业生产率增长来源研究中的单维、静态研究范式,本文注重从多维、动态视角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理论机制和经验问题。第三,本文在实证研究设计上进行了拓展。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大多以理论分析为主,且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或者访谈。这两种方式针对性较强,但样本来源受限,容易受到时空的限制及主观性影响。而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年报和财务报告中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和样本量,同时囊括了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及不同性质的企业,有助于得到更为丰富的研究结论。另外,上市公司有更加严格的信息发布制度和披露要求,相关数据相对更全面、更具体、更准确,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第四,本文对关键变量的衡量方式进行了改进。首先,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衡量方面,不再基于技术这个单一视角,而是从技术和管理的双重视角,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数字化基础设施投入、数字化技术应用、数字化业务模式和数字化程度四个方面,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其次,现有研究中关于高管数字素养的衡量方式并不清晰,本文在以CEO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CEO的专业背景因素（是否与数字技术相关）,以此作为高管数字素养的代理变量具有新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