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良好的营商环境已成为一种强劲的竞争力,既是一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强力支撑,又是国家增强市场活力、促进公平竞争地有效引擎。我国的经济目前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优化结构、转换动能的攻坚期,营商环境地优化迫在眉睫,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地形成不仅需要市场主体的有序参与,更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因此减少政府在干预经济时对竞争地破坏,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发端于澳大利亚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竞争中立制度倡导政府平等地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营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氛围,这与我国当前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的目标不谋而合。因此,引入竞争中立制度以约束政府行为,确保政府在干预市场时保持中立具有时代需求。通过梳理竞争中立在澳大利亚及欧美等国的发展演变情况,厘定其内涵和行为要求,并结合我国发展现状,界定引入竞争中立后的适用问题。为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建议引入竞争中立制度,以规制政府行为为着眼点,将适用范围扩展至参与竞争的所有市场主体,不论国企与民企,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大企业抑或小企业。在行为上,要求政府在税收、监管、政府采购等方面保持中立,任何企业不得因政府的不当偏袒而享有竞争优势。其实我国诸多领域的改革措施都与竞争中立制度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如已进行几十年的国企改革,其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分类监管及公司化治理等改革,都契合了竞争中立强调的削弱政府与国企关系、分离商业和非商业活动、监管中立等要求;上海自贸区地成立与运行,更是竞争中立制度更为直观地彰显,其中纲领性文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中关于所有市场主体在区内公平竞争的条文表述、负面清单制度、政府监管模式创新等都完美诠释了竞争中立制度。此外,近几年,政府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更是出台了诸多体现竞争中立的政策措施,如2019年12月4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于2020年1月1日实施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能够有效约束政府不当干预经济的行为,为所有类型的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近年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现实中无论是政府参与行为,还是监管、调控行为,仍存在着形式多样的偏离竞争中立现象。如政府采购中的歧视待遇,PPP项目中的暗箱操作,差异化的市场准入规则、歧视性的贷款融资条件,倾斜性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这些非中立的政府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不利于市场化营商环境地建立。究其原因,是政府尚未明确自身权力边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不完善,《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不力等因素导致。为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有效推进政府行为竞争中立,首先应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要求政府以谦抑的姿态干预市场;其次应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反垄断法化,并将竞争中立作为审查的基本标准,构建“自我审查+外部控制”的审查程序,实现反垄断执法机关对政策制定机关的竞争倡导权;最后,要抓住《反垄断法》修订之契机,修改其中关于行政垄断的条款,扩大规制范围,明确各主体责任,提高执法威慑力,以更好地规制政府破坏竞争的行为,促进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地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