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对鲍曼的研究都集中在他现代性、后现代性,流动现代性的思想阶段。本项研究则重点考察了鲍曼的早期思想。文化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和批判社会学的主张,是其早期阶段的三个重要主题。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积极能动的文化性预设。现实的可变性和未来的开放性,是早期鲍曼的基本态度。因此,我们将他这一阶段的理论工作概括为一种“去自然化”的规划。“去自然化”在文化理论方面,体现为一种更加积极的文化视角。鲍曼对三种不同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整合。在此基础上,他将文化视为一种永不停息的实践活动。人类文化是一个结构化(structuring)与被结构化(structured)二元统一的领域;在反思社会学传统的层面,“去自然化”体现为鲍曼对实证主义,现象学社会学等理论中“第二自然”观念的批判。“第二自然”观念将人类社会行动的无自由视为不可改变的前提。鲍曼揭示了这一观念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前提,并提出了批判社会学的主张。这种文化理论、批判社会学主张可以视为鲍曼“去自然化”的理论武器。社会主义是早期鲍曼关注的中心议题,也是其“去自然化”的实践议程。这体现在他对波兰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积极乌托邦”的观点。波兰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压抑了社会多元性和个体自由,并逐渐走向了僵化的境地。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仅仅是追求经济上的发展,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有助于增进人们自由选择、探索生活不同可能性的乌托邦。这种本质要求它能不断摆脱例行化常识的束缚,并积极地改变自身的现状。鲍曼的早期理论与现代性理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文化理论是沟通这二者的关键。伴随着鲍曼思想的转向,他一方面淡化了其社会学的实践指向,另一方面将原本寄托在社会主义之上的追求剥离了出来。这反映了早期鲍曼“去自然化”议程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