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作家着力塑造“反英雄”、反传统的小说人物形象,反正统文化运动青年主张在言论和道德问题上少一些禁忌,所以他们猎奇追新,语言粗俗。杰罗姆·大卫·塞林格是美国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后现主义作家之一,其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正是反映了这一语言风格,塞林格赋予主人公霍尔顿以大量禁忌的语言。因此,禁忌语在反映霍尔顿性格、心里状态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如何处理禁忌语对于译本读者理解霍尔顿性格特征以及整部作品也至关重要。翻译伦理学是研究伦理和翻译之间关系的理论体系,将翻译学的视线拓展到伦理道德领域,从伦理角度对翻译进行关注和研究。而禁忌语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伦理的冒犯,因此,译者需要在多重伦理模式中做出选择和取舍,一方面为了展现小说语言风格需要尽可能地再现原文禁忌语,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顾及目的语文化中存在的种种规范。本论文借助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对原作中的禁忌语进行统计和分类。在此前提下,对孙仲旭译本中禁忌语的处理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本论文采用性分析的方法对孙仲旭译本进行研究,试图分析孙仲旭在处理禁忌语翻译时满足了哪些翻译伦理,在翻译中使用了哪些翻译方法。本论文的研究结果如下:首先,在孙译本中,主要满足了再现的伦理,其次是服务伦理。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禁忌语在翻译中被很好地保留并再现了出来,有助于目的语读者通过语言风格更好的感受整部作品的魅力。其次,在处理关于身体排泄,年龄和体重,性别以及疾病和死亡,特别是有关于社会阶层的禁忌语时,主要使用直译的翻译方法。但是当谈到与宗教相关的禁忌语时,则主要使用意译的翻译方法。究其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宗教状况差异很大,采取直译目的语读者很难充分理解原文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