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我国开始对发行公司债券展开试点工作。二零一五年,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进行了重新修订并发布,从7个方面为优化债券产品发行流程与促进监管方式转型助力。如今,以发行债券的形式进行外部筹资己成功跻身资本市场。从二零一九年年末数据来看,我国债券市场中各类产品的托管存量已达到873,800亿元,产品发行总量与市场开放步伐有望进一步加快。但是,“11超日债”作为我国首例违约的信用债券,对当时的债券市场产生了不小冲击。自此以后,公司债市场的实质性违约事件多次爆出,这些事件对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均造成了重大影响。在不完美资本市场中,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长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利益冲突矛盾是债券契约条款出现的根本原因,为防范发债企业在债券存续期间的发生不利于债权人的经营行为和战略决策以及制定在违约事件发生后对债权人的补偿机制,债券条款自债券发行之日起即对发债主体产生强有力的约束效力。虽然债券契约条款在保护债权人权益、减少其投资损失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债务人而言,这些条款往往会对其投资决策和战略制定方面等产生一定约束（Smith and Warner,1979）。因此,债券契约条款的选择和设置问题是债券发行阶段债权人与债务人博弈的重点,对债券契约条款选择与设置的影响因素研究十分重要。在债券条款相关课题的研究方面,目前国内鲜有学者从影响条款类型的设定与选择的原因角度出发,为对此领域研究进行补充,本文拟从发债主体信披质量的课题出发,以2017-2019年近三年间中国债券市场的样本为例,探讨其对于条款选择和设置方面能否产生影响;另外,还纳入了发债企业所在地信任度水平的调节效应以及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与主体信用等级的中介效应以探讨二者间的作用机理,旨在为国内债券契约条款相关的文献进行补充。经过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券契约条款数量间为负向关系,即企业信披质量越低,债务人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越严重,发行债券所需的契约条款数量越多;（2）发债企业所在地区信任度水平对于其信息披露水平与契约条款数量间具有增强型调节作用;（3）发债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丰富融资渠道实现融资约束水平的降低,从而影响与投资人签订的契约条款数量;（4）发债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改善其与评级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而提高主体信用评级,从而影响与投资人签订的契约条款数量。本文的创新点及贡献在于:第一,采用最近三年上市公司新发行一般公司债作为研究样本,更能反映出二零一五年公司债新规后我国债券市场的真实情况,使论文结论更具有现实说服力。第二,目前国内鲜有学者从对债券契约条款设置的影响因素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本文从发债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券条款设置间关系的作用机理,丰富了国内与债券契约条款课题相关的研究。鉴于文中关于债券契约条款的数据均来源手工收集整理,受笔者研究能力和时间的影响,仅采用了 2017-2019年近三年本国债券市场中发债主体系上市公司的一般公司债券为样本,样本涵盖的年份略短,样本量较少,研究结果的局限性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