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以及第49条第1项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其适格原告的主体地位得到法律承认。行政相对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发展进程中得到广泛确认,因此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的重心和难点就落在了如何确定“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范围之上。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理论上对“利害关系”标准的相关概念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现有的理论研究陷入循环定义的困惑中,理论研究缺乏统一认识,“直接联系论”、“实际影响论”、“因果关系”思维、“保护规范理论”等学说各执其言,导致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上缺乏理论指导,司法操作中的窘境难以打破。立法上,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配套的司法解释并未对“利害关系”的内涵及判断方法进行明确界定,原告资格相关规定散落在法典全文之中,结构上缺乏系统性。司法上,“利害关系”标准判断方法不统一,甚至多种判断方法混用;对“保护规范理论”认识不清,不加以论证的机械化套用,更有甚者对法律解释方法不当使用。针对“利害关系”标准存在的问题,需要清晰界定“利害关系”的内涵及适用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诉讼法》的规范结构进行优化升级。司法层面,对“利害关系”标准的判断方法进行统一化、步骤化,承认保护规范理论与主观公权利在诸多判断方法中的优势,正确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统一“保护规范理论”解释规则。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应当符合以下“三层次”分析框架:（1）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案件争议涉及的行政实体法或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2）解释纠纷所涉及的保护规范,是否存在私益保护指向;（3）确定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是否构成案涉行政实体法或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保护的对象。而合理使用法律释义方法,则要求体系释义方法和目的释义方法二者共同作用,多种法律解释方法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