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创新和升级加速了其在行政管理领域应用的广度与深度。智慧城市等智能化治理场景已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环节。在享受智能技术提供各种便利的同时,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行政管理过程也带来了行政决策合法性降低、行政执法权完整性受损以及行政监督有效性的消减等风险。因此,对人工智能应用形成有效的风险规制体系尤为重要。新的风险所呈现出的特点表明,仅依靠单个个体的力量已不足以对抗风险。而行政法调整对象的普遍性以及调控手段的直接性使其能够在风险规制过程中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和作用。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行政管理应用人工智能的概述。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颠覆性技术,其以大数据、算法为支撑,通过不断的训练与深度学习完成各项指令和任务。近年来人工智能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例如在促进智能政务、“数字+执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数据收集和利用的广泛性以及算法的不透明特性使得人工智能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应用产生了诸多风险。因此,将人工智能作为研究的客体,对其应用过程中产生的风险予以规制极为必要。第二部分是行政管理应用人工智能的风险分析。从整个行政过程来看,行政管理应用人工智能会引发诸多风险。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算法决策不论是从决策主体、内容还是决策程序上看,人工智能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受限都会带来行政决策合法性降低的风险。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仅使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产生被肢解的风险,而且执法权的不可处分性也受到威胁。另外,权责一致原则是行政法中的重要原则,人工智能执法责任与权利行使相互分离的问题也亟待解决。在行政监督方面,算法程序的不透明特性导致了公众参与缺失,使得行政监督效力也因此消减。第三部分探讨通过法律规制行政管理应用人工智能风险的理论基础。从风险的产生来看,科技进步与风险的来临是并行的。风险社会理论说明了风险的来源,论证了科技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的必然性。风险的发生会威胁到人的发展是对其进行规制的理由。对此人权保障理论给出了明确回答。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公民的平等、自由、尊严等权利保障造成了极大困难,数字人权等第四代人权的提出即是新时期人权保障的变革与完善。面对突飞猛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法律控制理论阐明了法律之于实现风险控制的重要意义。法律所具有的权威性、稳定性和明确性能够对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风险起到良好的规制效果,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正当法律程序的遵循即是行政法规制人工智能应用风险的重要方式。上述理论以风险的产生、风险规制的理由以及风险规制方法为逻辑线条进行论证,为行政管理应用人工智能的风险规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是探寻行政管理应用人工智能的风险法律规制路径。文章基于整个行政过程视角提出强化行政决策合法性、保障行政执法权完整性、提升行政监督有效性三个方面的规制措施。第一,依法决策要求决策权限、内容以及过程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的规定。文章支持确认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主体资格以保证决策主体合法性,同时通过行政决策信息公开强化了行政决策过程合法性。第二,行政管理在运用人工智能执法时应当遵循行政比例原则。对于具有高度属人性的事项仍应当由行政执法人员完成,必要时人工智能才起到执法辅助作用。同时还应加强权力与责任的统一,使行政执法权的完整性得到有效保障。第三,人工智能在行政活动中的运用应当提升公众参与程度,发挥公众监督的重要作用,防止“权力—权利”格局失衡,促进行政管理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