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注重启蒙教育的传统，尤其是儿童的启蒙教育。蒙学读本是专为学童编写或选编的，很多传统读本，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荟萃了前人及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构成了相当完整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和艺术体系。本文在仔细梳理古代蒙学读本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就蒙学的内涵、蒙学读本发展概况、蒙学读本的编写、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初步构建了研究本课题的框架体系。中国古代称少年儿童启蒙教育为“童蒙教育”或“蒙养教育”，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蒙以养正”或“养正于蒙”的说法，就是当儿童智慧蒙开之际及时施以正当的教育，或者说，用正当的教育启迪儿童使之健康成长。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蒙学读本随着时代历史条件的演变而不断变化，但在其基本内容、形式和风格上保持了以一贯之，连续性、稳定性强，这就必然有助于建立起人们对读本的信任感，从而更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最早产生的蒙学读本是字书，蒙学的第一阶段是识字，传统作法是集中识字，集中识字的通行读本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用较短的时间教儿童集中地认识两千来字，然后逐步教他们读书，千百年来，前人一直采用这个办法，不肯放弃。这是依据汉语汉字的特点(字形不能直接地表示读音；字形可以分析；书面语言滞后于口头语言)总结出一个有效的作法，由此决定了集中识字阶段认、讲、写、用的步骤及相互关系。韵语知识读物是古代蒙学读本中数量最大的。教过“三、百、千”之后，需要采取某种办法，来巩固集中识字的成果，进一步扩充识字的范围，为下一步读写训练打下基础。同时，学过“三、百、千”的八九岁的儿童，知识渐开，生活的范围渐广，性格品德的发展成长很快，需要向儿童讲洒扫应退、修身力学、为人处世的道理和规矩的。从韵语知识读物编写和学塾的用法来看，它的作用是把巩固识字、扩充识字的需要和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需要结合起来，是“三、百、千”向“四书五经”的过渡。在古代，书面语言两汉之后就基本上定型，口头语言则一刻不停地变化，距离越拉越远，形成了一条鸿沟。从“三、百、千”到蒙求、类蒙求，基本上都是用文言的，灵活地运用三言和四言韵语把文言的各种基本结构表现出来。一两年或两三年下来，儿童们耳濡目染，有“谐于唇吻”“便于记忆”特点和“熟读成诵”要求，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一些文言习惯，缩短了文言与口语千百年的距离。因此，韵语知识读物是跨越白话、文言那条鸿沟的桥梁。古代蒙学在集中识字和进一步识字之后，就要进入以读写训练为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开始教学生读《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读本，是统治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经典，朱熹的《四书集注》是重点，并不是因为朱熹的《四书集注》比别的高明，而是它的不可比拟的文化地位，是古代士子的应试教科书，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源泉，其影响是深入骨髓的。配合读经，教学生阅读简短的散文故事和浅显的诗歌，教学生属对等浅近的文字、音韵知识。爱听故事，是儿童的特点；爱大声讽读，也是儿童的一个特点，儿童认字后，读些散文故事，读些优美而浅近的诗歌，是唐宋以来一直实行的办法，后来逐渐成了蒙学中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教儿童属对，最初大概是以学作骈文和学作近体诗为目的的，发展到后来，属对成了蒙学的一种必修课程，这不仅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总之，蒙学读本是专为学童编写或选编的，是我国教育史上珍贵的遗产。对千百年来的文化遗产进行“披沙拣金”的工作，总结和研究传统蒙学的教学理论、经验，对提高和改造我们的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基础教育)，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