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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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体制改革之后行使行政性权力的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之间建立的直接、双向的行刑衔接机制的整体性被打破,《监察法》赋予了监察机关在职务违法犯罪领域的一体化权力。由此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办理的新衔接机制就从传统的行刑衔接机制中剥离出来,在这个领域以前的分体化二元制模式转变为现在一体化一元制模式。这种改革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曾经的行刑衔接机制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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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体制改革之后行使行政性权力的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之间建立的直接、双向的行刑衔接机制的整体性被打破,《监察法》赋予了监察机关在职务违法犯罪领域的一体化权力。由此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办理的新衔接机制就从传统的行刑衔接机制中剥离出来,在这个领域以前的分体化二元制模式转变为现在一体化一元制模式。这种改革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曾经的行刑衔接机制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衔接,另一部分为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衔接。本文的研究重点为后一部分的衔接问题,也就是从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协调衔接视角开展研究,这个视角稍有不同于单纯的监察权与司法权的衔接问题。本文首先主要阐述监察法视域下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最新界定、联系和区别;其次先从传统行刑衔接到监察衔接的纵向角度出发,再从公安、市场监管机关管辖案件衔接到监察衔接的横向角度展开阐述,从而引出监察衔接机制并总结归纳目前监察衔接的前期外部衔接、内部衔接、后期的外部衔接这三条路径;再次探讨了监察衔接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在立法层面和实践层面存在的相关问题;最后结合前述两大类问题,提出了从法理基础、立法、证据、调查措施、监督机制五个方面的建议以完善当前的监察衔接机制,从而助于厘清国家权力的构建,利于行政权、监察权和司法权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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