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险文学在世界历险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它也是英国文学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在英国历险小说发展的历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间段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时期是英国历险小说的全盛时代。这不仅仅是因为19世纪末历险小说风行一时，出现了大量的优秀历险小说家和出色的历险文本，还因为此时历险小说才真正作为一个文类引起了评论家和公众的注意。本文正是选择了19世纪末这个时段，试图对这一时期的英国海外历险文学进行研究，分析其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并通过这种分析，梳理帝国在那个时代塑造他者的同时完成对自我身份的建构过程。而每一种身份建构都是在他者建构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里也不例外。因此，这里所说的海外历险小说，实际上也可以说成是殖民地历险小说。之所以限定在这个范围内，是因为在殖民空间中，自我与他者产生了直接的接触与碰撞，形象建构的过程在变化在这里表现得更为直观。　　女性是历险文本中的他者——无论是白人女性还是土著女性，都是如此。与其他文类中比较而言，历险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加强调了女性作为性别他者的身份，它和女性化的历险空间一起形成了与男性历险主人公之间的对立和互动。另一方面，在历险文本中，性别他者和文化他者的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殖民时期的帝国将自己幻想为男性化的，而殖民地（历险空间）则被想象成女性化的。这样，西方（英国）/殖民地的两分模式与男性/女性的两分模式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基础:男权中心。通过这个共同的基础，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模式得以重合。宗主国的男性化与殖民地的女性化使得殖民统治和占领变得合乎逻辑，男性对女性在性属上的优势转化成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优势。通过他者塑造和自我想象，殖民者固化了西方和殖民地之间的差异，确立并强化了自我比他者优越的形象，并由此理所当然地建立起对于他者的霸权。正因为如此，英国海外历险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成为了建构帝国历史想象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在论文中，选定了19世纪末三位著名历险小说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分析对象，即吉卜林、哈格德和康拉德。在论文的第一章，首先分析了十九世纪末海外历险小说的兴起的缘由。首先，19世纪末的英国是一个繁荣和衰败互相交织的时代。一方面，它刚刚经历了前所未有、举世无双的繁荣与强盛;另一方面，帝国最强盛的时期在1870年就开始落幕了。正是这种强盛的余韵和当前不祥的事实都使得当时人们的帝国热情达到了巅峰，对于过去获得的迷恋和对于现在失去的恐惧同时对他们起着作用。在国家有意的推波助澜之下，帝国冒险故事很快成为公众的宠儿，它们致力于塑造殖民英雄，部分历险作家也将这种文学体裁当做了拯救帝国的力量之一。这是19世纪末历险文学风行一时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与帝国扩张紧密联系的地理发现也进一步为历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这是当时历险文学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一个新高度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接着，在第一章的后半部分，讨论了三位历险小说家个人经历对于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影响。历险小说家群体与在整个帝国文本化的过程紧密相连，他们享有共同传统和帝国想象，也互相分享各自的文学意象和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家就会在这些观念和想象上完全雷同。作家总是有权与集体想象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和他的个性及成长经历紧密相关，其中复杂的情况需要细细梳理。　　在论文的第二章主要指出了历险小说中女性形象缺乏这个现象。这首先是因为冒险空间本身就是男性空间。这里牵涉到帝国的男性化与历险文学的男性化问题。另外，在整体女性形象缺乏的现象中，白人女性与土著女性的比例仍是有差别的。应该说，白人女性在场机会更少，土著女性出场机会大大增加。白人女性的缺席主要是由于英国19世纪成熟的两分领域思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开使得白人女性成为“家庭天使”，被局限和束缚在家庭空间中。因为殖民地冒险空间属于公共政治领域，因此白人女性在这里受到排斥也就不奇怪了。另一方面，由于殖民地女性化，土著女性成为殖民地的象征和缩影。白人男性英雄通过征服土著女性（尤其是有权势的）来满足自己征服殖民地的幻想。通常随着他们获得土著有权势女性的爱情，随之而来的就是获得成功、权力与金钱。这是土著女性取代白人女性成为历险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类别的主要原因。最后，随着女性形象的缺乏，男性之间的亲密友情——“男性同社会欲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它最常出现的形式是男性长者对后辈的爱护关照与惺惺相惜，有时这种“男性同社会欲望”甚至超越了种族的界线——在共同的性别他者面前，种族问题被淡化了。　　论文的第三章则侧重分析了19世纪末历险小说中的白人女性形象。由于两分领域，白人女性形象首先是与家园空间紧密联系起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家”的概念已经不是一所简单的房子，而是一个庇护的圣地。它与冒险空间相对，隐藏在冒险空间之后，通常存在于冒险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白人女性不仅仅出现在和冒险空间相对的彼岸，也会出现在冒险空间中。在这时，她成功的将附近的冒险空间转换成为家园空间，并使得冒险历程暂时静止下来。但在相反的情况中，不是白人女性将荒野转换成家园，而是她们自身也变成荒野的一部分，如《阿伦的妻子》中被野兽养大的白人女婴“狒狒女”。男性白人对这种情况充满恐惧和警惕，因为这被当做是文明的倒退，是荒野侵占家园。这种对文明倒退的恐惧又与对女性权力的恐惧结合起来，因为白人女性也有可能从荒野中获得力量。在一些更特殊的情况里，女性也能成为殖民地这个冒险空间里的英雄，但她们的历险主题是疾病与拯救，而不是暴力与杀戮。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女性力量的肯定——要占领一个空间，需要暴力和战争（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战争），但要将这个空间变成家园，那么需要女性的力量，需要拯救。　　论文的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土著女性的形象。土著女性主要形象包括有权势的女性、情人和女巫三种。这三种形象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交叉的。有权势的土著女性是历险空间的具象化，是白人男性英雄征服空间、获取权势金钱的重要通道;而相对于传统的在爱情中的性别角色来说，土著情人与白人男性之间的爱情关系是颠倒的，土著女性在爱情中占据主动的地位，但这种主动是残缺的主动，她们只有主动奉献爱情的权力，并没有主动选择情人、左右对方判断的权力。因此，情人往往是土著女性被征服后的新身份，爱情是自人英雄征服土著女性的主要手段;而巫婆也是土著女性最常见的形象之一。女巫是真正的他者，她是文化和性别上的双重的异类，代表着不可掌控的他者力量。因此巫婆的形象总是和邪恶、野蛮、无理性联系在一起，并且最后基本以毁灭为最终命运。　　在论文第五章中，提到了历险作品中有一类非常特殊的女性形象，即白肤土著。这系列形象主要代表是哈格德在“艾莎”系列中塑造的艾莎。艾莎是一个土著女王，但拥有雪白的皮肤，自称是纯种阿拉伯人，也就是“闪米特人”。这里有一个梯形的权力结构:非洲黑土著——闪米特白人——欧洲（英国）白人。之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内外矛盾的形象，首要原因是艾莎是被作为利奥的阿尼玛来塑造的。利奥是历险空间里的白人英雄，他的阿尼玛是白人形象更加合情合理;另一方面，哈格德在这里利用观看的权力塑造了一个母权空间，艾莎是这个空间里的最终掌权者和观看者。和以前那些只能当战利品的土著女王不一样，艾莎是这个空间里真正掌握了权力的女王，她甚至掌控了利奥这些白人外来男性。她的象征意义已经超过了土著地理空间，这是对整体女性权力的崇拜和恐惧。因此，以白肤土著的形象出现更能体现她的整体象征意义:如果非要崇拜一个女性的话，那么崇拜一个白肤女性更能让作者自身及其当时的读者接受。但另一方面，这位女神又不能是欧洲人。作者需要一个完全独立于欧洲主流男权空间的地方，在这里理性、正统基督教信仰、男权中心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消散无踪。在这方面，人类学家给哈格德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一个母权社会最好的存在空间是在已经成为高等文明社会的欧洲之外的蛮荒之地。这样，在一个只存在于蛮荒之地的母权社会中，塑造一个白人和黑人共同崇拜的白肤土著女王成为一个既矛盾又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