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下,坚定不移地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成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产实现了快速而稳定的增长,但是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国有资产量多质低、大而不优、整体效益不突出问题仍较显著。为进一步实现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2013年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那么,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是否发挥了提升国有资本收益水平、运营效率和发展质量的作用,政策制定的效果是否得以实现,尚需要系统的大样本实证检验。本文以201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为政策冲击,以政策出台前后5年,即2011—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国资监管体制转型是否提高了监管绩效。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国资监管体制转型政策评价的相关文献,并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参考。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资本收益、资本效率和资本质量三个方面衡量监管绩效,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国资监管体制转型后,监管绩效是否得以提高;国资监管体制转型对公益类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监管绩效的影响有何异质性;作为内部治理机制的公司治理水平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市场化进程,对国资监管体制转型与监管绩效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国资监管体制转型可以提高监管绩效;（2）相对于公益类国企,国资监管体制转型对商业类国企监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相对于中央企业,国资监管体制转型对地方国企资本效率和资本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3）公司治理水平和市场化进程对国资监管体制转型与监管绩效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第一,从资本角度实证检验了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转型的经济后果;第二,拓展了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对国资监管体制转型与监管绩效关系的影响;第三,从外部监管角度拓展了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素。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监管绩效包含微观层面的监管绩效和宏观层面的监管绩效,但是本文未对宏观监管绩效进行研究;国资监管体制转型不仅影响上市国企的绩效也会影响非上市国企的绩效,但本文的研究样本仅包含上市国企,研究结论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