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探讨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具有更限定的含义，它特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一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1918-)、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1921-1988)、E.P.汤普逊(E.P. Thompson，1924-1993)、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开创的独特知识传统，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为研究基地。“英国文化研究”以其在工人阶级文化与亚文化、大众文化与传媒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果而被后人称之为“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或者“英国文化研究学派”(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School)。80年代以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扩展到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亚非的一些国家，成为国际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潮流。　　“英国文化研究”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当时条件下对英国社会状况的反思。它得以产生的最深厚的社会土壤是二战以后英国国际国内状况的巨大变迁，包括“后工业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和美国大众文化的入侵。它藉以理解和阐释这一社会变化的最主要资源是英国新左派对此的反思，同时借助并批判了英国精英文学的“利维斯主义”(Leavism)传统。　　按照霍尔在1992年发表的《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一文中提出的说法，霍加特、威廉姆斯以及汤普逊开创的“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就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传统。“文化主义”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1978)的文化精英主义，强调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注重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中、在物质生产的条件下研究工人阶级文化问题。威廉姆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提出的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概念可以作为“文化主义”的注脚，他将“文化”的概念与“艺术”分离开来，为大众文化的崛起开辟了理论空间。这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前期“文化主义”阶段。霍尔本人也被认为是“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70年代借助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改造前期的“文化主义”，引入“意识形态”概念以阐述大众文化与传媒、亚文化对统治文化的抵抗斗争。霍尔把文化看作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斗争的领域，从而将威廉姆斯对于“文化”的定义改写。但在遵循“文化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批判态度、强调文化的独立性与人类的主体能动性方面，他和他的前辈是一致的。而整个7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都受到霍尔这一思想转向的影响。这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后期“文化主义”阶段。尽管“英国文化研究”前后期实现了“葛兰西转向”，但是关注工人阶级大众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化、坚持大众文化的工人阶级立场是它贯穿始终的原则。　　“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不论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是后来的研究者，虽然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的看法，但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于“英国文化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此，本文倾向于将“英国文化研究”看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流派或者一种学说。在这一理论前提下，下面笔者将从“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等相关理论的对比出发，来评价“英国文化研究”的积极理论贡献，同时指出它的不足之处。　　“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贡献表现在:　　第一，“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霍加特、威廉姆斯和汤普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反思二战以后英国社会变迁的产物。从它的创始人开始就保持了对社会现实密切关注的传统，这可以从它研究的领域、前后期的理论转向以及它对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之间的联系的关注中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二，无论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前期代表人物还是后期代表人物都表达了对大众文化宽容的理解态度，肯定了大众文化的价值。在前期“文化主义”阶段，霍加特、威廉姆斯批判英国的精英文学传统，主张取消高雅/通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把文化看作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这种广义的文化定义就为大众文化的兴起开辟了空间。在后期“文化主义”阶段，霍尔特别关注了工人阶级作为大众文化与传媒消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英国文化研究”对文化精英主义的批判和对大众主观能动性的揭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英国文化研究”对以往有关文化的研究提出的最值得注意的挑战。　　第三，无论从它的新左派政治传统，还是它借以展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包括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来看，“英国文化研究”与20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开创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表现在:首先，“英国文化研究”对二战以后英国后工业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从文化批判着手的，通过批判文化精英主义、大众文化与传媒来批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其次，“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批判也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它站在工人阶级等社会底层的立场上，批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支配作用;同时，“英国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积极意义的强调和对大众主体性的突出也弥补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传统的不足。　　当然“英国文化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批判的地方，比如它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理解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对“文化”概念的界定过于宽泛导致了后来“文化研究”出现了一些弊端，实际上是解构了这一概念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