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中国现代电影中的女性情节剧电影，所考察的历史阶段是1930年代初至抗战爆发前（1930-1937）。在这一时期，讲述女性故事的情节剧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发展起来，其中，娱乐与政治、情感与理性、私领域与公领域、意识形态的叙事和非意识形态的叙事，这些范畴之间并没有确定的界限。许多涉及到公共政治、历史话语的电影倚赖着女性化的叙事结构来说明其政治主张。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情节剧与女性/女性气质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从情节剧电影类型特征入手重读这一时期的电影，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到女性角色、还有女性故事在1930年代通俗电影中的位置。　　情节剧女性化的叙事结构带来的一个意外效果是，女性气质化的情感/欲望、家庭故事，还有女性形象，成为一个表述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动表达者;性别议题和全新的女性形象都被纳入到公共话语当中，第一次系统性地、全面地在通俗电影中得到再现和探讨，并往往成为流行文化。正因为女性化的情感与欲望表述着新的知识、意识形态或政治话语，所以情感叙事和女性角色就拥有了更多能动力量，为既定的政治话语增添了不稳定因素。本文的讨论建立在公共政治话语对电影制作的影响之上，但却关注的是电影叙事超越公共政治话语的涵义。　　三十年代的女性情节剧包含了不同时期的多个主题亚类型。三十年代初，伴随着影界革命的理念，爱情主题的情节剧成为了最流行的电影类型。爱情情节剧的叙事结构包含着这样的矛盾，即爱情故事取代了更为严肃的政治论述，成为了电影的主题，而影界革命所宣扬的公共政治论述这个理想被边缘化。上述矛盾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导演个人的艺术实践所造就的。他们的实践与影界革命的政治理想之间形成了若即若离的关系，两者既紧密相连，又互为差异。三十年代中期，男性化的精英政治话语影响流行电影的趋势更加明显。电影热衷于塑造理想的现代女性，其中探讨现代女性身份和价值的主题又与电影之外的诸多妇女议题密切相关，这些造就了新女性情节剧在这一阶段的持续流行。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虽然公共政治话语对女性形象的管控在这一阶段空前严格;但相应地，这种管控的失效也更明显地体现出来。还有，尽管这一时期妇女问题的提出被包裹在一些广泛的公共政治论争当中，但是性别矛盾还是能够冲破重重面纱突显出来。在1936-1937年，亦即战争来临的前夕，女性情节剧则开始出现寓言化的特征。战争危机使得女性终于有了直接参与公共政治事务的机会，并获得了一些超越传统性别身份的跨性别气质。电影的寓言化也使得其所表达的意义具有了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我更关注的问题是女性表述反战情绪与民族主义热情之问的差异性。　　三十年代的女性情节剧因其异质性而具有积极阅读的可能性的。这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性别问题冲破了公共话语的压抑，在电影叙事的边缘发出声音。其二，许多全新的女性角色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获得了展示的可能。其三，情节剧的女性表述（行动的主体）与它意欲表述的男性公共政治话语（思想的主体）之间形成了制约的力量;这力量促使去反思公共政治话语貌似不证自明的权威性。　　情节剧类型的异质性有助于三十年代的导演与宏大政治论述保持距离，从而展示自己的艺术观念。这一阶段最著名的导演都以拍摄情节剧见长，他们对情节剧的艺术探索也为这类电影带来创新，使它更具丰富多元意涵，也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电影特色，并与好莱坞同时期的情节剧形成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