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极大增强。在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经济战略指导下,中国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已得到大幅度提高。放眼全球,在众多的可供中国直接投资的区位之中,东盟是不容被忽略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东盟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发展最成功的经济联盟,两大经济体都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都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国正逐渐致力于由世界制造业大国向世界制造业强国转变,产业结构正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金融服务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机械电子业；越南、缅甸、柬埔寨的纺织业在亚洲迅速扩张。从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看,中国与东盟相关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很大。从地缘政治来看,东盟与中国互为近邻,保持与东盟良好的政治和经贸关系,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在如上背景之下,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进行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在理论意义上,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关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研究,并为其他研究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学者提供参考。在现实意义上,此研究为中国企业制定对东盟投资战略提供参考。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献,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比较研究法、分类分析法,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进行了系统研究。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对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梳理。东盟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2年的初步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起步较晚,2002年之前属于试探性投资,2003年至今投资额增速较快,但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已在东盟开展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多集中在纺织、家电、电子、采矿等产业。其次,分析了东盟国家的投资环境。重点分析了东盟十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自然的投资环境。从政治环境看,各国国情不同,但都是极力倡导民主主义；从法律环境看,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和老挝属于大陆法系,而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属于普通法系,各国都加大了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并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法规；从经济环境看,东盟成员国中既有新加坡、文莱这样的高收入国家,又有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这样的低收入国家；从自然环境看,各国自然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泰国和越南的煤炭储量大,柬埔寨、老挝、缅甸的水能资源丰富。东盟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本文用TOPSIS理想解法分析东盟十国投资环境,结果显示,在东盟成员国中,新加坡投资环境最好,其次是文莱和马来西亚,柬埔寨的投资环境最差。再次,阐述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通过2000—2009年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市场规模、资源、技术、失业率、政治风险、双边贸易、汇率是影响中国投资东盟的主要因素,而在中国对东盟实际投资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贸易壁垒规避型投资也是中国投资东盟的另一重要因素。由此验证了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是市场寻求型投资、资源寻求型投资、技术寻求型投资和贸易壁垒规避型投资。中国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东盟国家投资的动因是有差异的。中国对东盟高收入水平国家直接投资属于技术寻求型投资；对东盟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投资属于市场寻求型投资；对东盟低收入水平国家投资则主要属于资源寻求型投资和贸易壁垒规避型投资。然后,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通过对比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管理、资金充裕程度等,结果发现,中国在总体经济水平上高于东盟国家,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在东盟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在对外开放度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额远远高于东盟国家,引入外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都是东盟国家所不能企及的；在产业结构方面,除新加坡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其他国家经济结构仍需调整,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相似,虽然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但总体经济结构发展已呈现明显合理化；在创新能力方面,中国落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强于东盟其他国家；在资金方面,中国与东盟相比具有绝对优势,外汇储备和存款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人民币的国际声望日趋提升。接着,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对外贸易发展方面的影响。通过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得出如下结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对东盟投资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也加深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在产业结构上,中国对东盟金融业和制造业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正面影响大；在技术进步上,国内R&D投入是国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国内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受双方技术差距的影响,技术差距的存在阻碍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在对外贸易上,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最后,结合前文的分析,从产业选择、区位选择、进入方式与股权比例方面提出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策略。从产业选择来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可以优先考虑农业、资源开采业、制造业、信息技术等领域；从区位选择来看,市场寻求型企业应考虑在老挝的万象、柬埔寨的金边和西哈努克市、缅甸的克钦邦和仰光、越南的河内和胡志明市、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泰国的曼谷和罗勇府、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进行投资。资源寻求型企业应重点考虑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区投资油棕、橡胶,在沙捞越区投资石油；在泰国的清迈投资石油和锡矿；在印度尼西亚的明古鲁省、廖内省、爪哇岛、巴布亚投资石油。技术寻求型企业应优先考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和泰国的曼谷进行投资,这三区是东盟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最集中的地区。从进入方式与股权比例方式看,市场寻求型企业在东盟应以新建投资和合资为主,资源寻求型企业则在可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独资或多数股权方式,技术寻求型企业应以跨国并购和合资的方式为主。本文力求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创新：一是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假设,并通过计量模型证实了假设的存在,即市场寻求型投资、资源寻求型投资、技术寻求型投资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因。然后,从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实践中得出,规避贸易壁垒型投资对中国投资东盟影响较大,将其与上述三种类型的投资进行分析,证实了该四种类型的投资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二是对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资金及技术与管理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三是用大量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首先,沿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变量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虚拟变量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中国对东盟投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又推进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其次,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将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八大产业进行分析,认为中国投资东盟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优化了中国国内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然后,通过DEA方法计算中国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双方技术差距考虑其中,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进步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大于中国从东盟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最后,用广义距模型分析了中国投资东盟与双方贸易关系,认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增长,即中国对东盟投资属于贸易创造型的。本文的不足之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数据缺失严重。目前,官方公布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数据最早追溯到1995年,其中中国有记录的最早为2003年,其余年份的数据均来自于东盟统计年鉴,中国与东盟两方采用的统计口径不同致使有些相关数据偏差较大。加上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东盟老六国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数据较全,东盟新四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数据缺失严重。这使得一些计量方法由于数据缺失不能使用。二是相关变量难以量化,导致在选择次代理变量时存在偏差。例如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中,规避贸易壁垒能力的变量难以量化,考虑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实际,最终选取东盟国家遭受反倾销反补贴数量作为其代理变量,这一变量的选取没有考虑技术性壁垒的存在,因此有些偏差。三是有些问题研究不足。首先,本文多从经济因素角度研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情况及策略选择,没有从政治因素、文化因素角度入手研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实施障碍和对策措施；其次,在研究中国对东盟投资过程中,没有进行国际间比较,缺少对日本、韩国与东盟投资关系的关注,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与东盟间投资关系的研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