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的背景下,成年意定监护制度应运而生,其正式确立于《民法总则》第33条,而后《民法典》也继承了这一制度,但相关条文仅简要列举了监护主体的类型和监督方式,未形成完备、高效、可实施性较强的监护监督制度,不利于解决现实频发的监护权滥用等问题,无法保障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因此,考虑到现存众多监护需求,本文通过揭露当前我国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立法漏洞,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为构建我国意定监护监督制度贡献绵薄之力。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简要概括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首先对其基本含义作了简要的介绍,其次探讨了该制度体现出的最小程度干预和最佳利益保护两大原则,最后,从“回应成年意定监护监督的现实需求、限制意定监护人滥用监护权、体现尊重自我决定权和保护本人利益理念”三个角度论述完善该制度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分析了意定监护监督在我国的应用状况和社会实效。从立法和司法角度入手,提出该制度当前存在监督主体不明确、监督主体权利和职责模糊不清及监督措施单一等问题,同时剖析了问题背后的原因,从而引出后文的域外分析和完善建议;第三部分,探讨了域外不同国家的意定监护监督机制。通过分析美英日等国家现有的成年监护监督制度,发现私力监督模式具有成本低、简便易行、隐私性强等优势,但同时存在保护程度不足的劣势;而公权力监督模式保护性较强,但是较为严苛且创设成本过高。综合两种模式的优劣,应采用公私结合的双轨制作为相应的意定监护监督机制;第四部分,对于如何健全我国的意定监护监督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首先,应采用双轨制监督模式,在此基础上,由被监护一方选出的监督人和法院、民政部门、基层组织形成监督合力。细化监督主体的权利和职责,赋予私力监督人以调查报告、事务批准、紧急处置等权利,赋予公权力监督人以登记调查、责任追究与处置等权力。同时完善监护人资格的撤销机制、实现监督措施多元化,包括建立意定监护登记制度、完善监督的走访举报机制等,全面提升监督机制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