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建设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转型时期,法制规范建构应当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定性定量的犯罪认知体系。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正确认知两大法系和前苏联刑法与我国刑法的差异,是当前刑事法规范研究的重要任务。犯罪和刑罚体系的建构不可忽略既定环境下的规范意识和社会控制体系,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何在域内外法律辨析基础上进行法律移植和规范借鉴,这是我国刑事法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门必修课。否则,我国的制定法规范难以与我国的法制体系相契合。过去30年,我国刑事法学界的通说认为罚金刑是刑罚轻缓化和刑罚文明的表现,外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罚金刑正在被扩大适用,罚金刑作为刑事制裁措施高比例应用于犯罪控制。由于我国79年刑法未广泛规定罚金刑,受选科罚金刑影响,当时我国刑事司法中的罚金刑适用比率并不太高。在外国刑事司法的罚金适用率数据影响下,我国多数学者从1985年开始一直认为我国应当提高罚金刑适用率和扩大其适用范围。在此背景之下,我国1997年刑法以并处罚金方式进行了扩大立法,以至于刑法分则中近1/3的罪名有罚金刑条款,并且对常态型财产犯罪均规定了并处罚金。然而,新刑法修订后,罚金刑在刑事司法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难以执行问题。从2000年最高法院颁布司法解释制定罚金刑执行规范开始,近10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的罚金刑难以执行局面不但没有被解决,罚金刑执行率反而越来越低。全国范围内,各基层法院和高级法院均毫无例外地出现高比例的罚金刑不能执行的现状。为什么外国刑事司法中普遍适用的罚金刑,在移入到我国刑事司法后,就出现如此严重南橘北枳的规范不适问题?是我国刑事司法中的罚金刑适用过于频繁,还是罚金刑与我国的刑事违法体系不相协调?是罚金刑判罚数额过高超过被告人的财产支付能力,还是罚金适用于本不应该适用的犯罪人和罪名?罚金刑应用于刑事司法实践,是出于刑罚体系的不得已选择,还是着眼于刑罚文明的征表?这些问题都属于重大刑法基本理论问题。因此,重新认识外国刑事司法中的罚金刑,并探索我国罚金刑难以执行的根源,从而为我国的罚金刑改革献策是本文的核心任务。本文第一章通过文献综述,介绍了我国理论界30年来罚金刑研究的近况,笔者欲在本部分说明的问题是：(1)我国的罚金刑研究是怎么得出结论的,是充分分析外国刑事司法中的罚金刑,还是理论推测；(2)由谁提出,并因何原因广泛应用于司法实践；(3)过去30年中国刑法学界罚金刑研究的理论走向是什么,以及这种走向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针对上述三个问题,笔者得出的结论如下：(1)主张扩大罚金刑立法的依据不充分,我国对外国罚金刑的认识起源于两位法学前辈客观而全方位介绍外国罚金刑主要适用于轻微违法和交通违法等行政犯,后来的多数研究成果忽略这一关键问题,并此基础上主观而片面性地提倡我国应扩大罚金刑。外国罚金现状直接取材于4位外国学者对外国罚金适用的零星介绍,缺乏对外国罚金刑的系统实证考查。(2)我国对外国罚金刑的司法适用情况存在一定误解,外国的罚金适用数据距离我国的立法已经相距甚远,我国的罚金研究无法与外国的真实司法环境适时跟进。(3)忽略外国刑事司法中的罚金适用对象,未细致而准确地对罚金刑适用对象进行研究,外国刑事司法中的罚金刑适用对象至少有交通违法和轻微违法两大块在我国已经为非刑事违法。(4)理论研究的自相矛盾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多数研究者在1997年以前大力主张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和增加罚金刑适用力度,2000年后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去研究和确立司法对策以解决扩大罚金刑所产生的执行难问题。本文第二章通过对我国三个基层法院2010年的刑事判决书进行统计,以及全国范围内16个地区的考察,了解我国的罚金量刑和执行情况。在本部分第一节中,文章主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我国的罚金整体适用率水平如何,以及具体犯罪中的罚金适用情况；(2)罚金主要适用于什么罪名,以及何种违法类型；(3)罚金主要适用对象是什么,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4)罚金的适用模式是什么,是单处罚金,还是并处罚金；(5)罚金判罚数额如何；(6)被判处罚金的犯罪人财产支付能力如何。本部分第二节主要调查并分析我国的罚金执行状况,全国范围内罚金案件的欠缴或不支付情况是本节的中心。针对上述几个问题,本文的回答如下：(1)我国三个基层法院罚金整体适用水平达63.8%(1000个犯罪人中有638个被罚金),全国16个地区法院的平均罚金适用率达56.9%(1000个犯罪人中有569个犯罪人被判处罚金),财产犯罪罚金适用率接近100%；(2)罚金主要适用于财产犯罪,三个基层法院平均达80.7%(1000个罚金案件中有807个是财产犯罪)；(3)罚金主要适用于自然人犯罪(98.5%),单位犯罪罚金仅占极少数部分(1.5%)；(4)罚金主要通过并处罚金方式(96.9%),单处罚金占非常少数部分(3.1%)；(5)罚金刑数额较高,且需要数月工资支付；(6)罚金案件主要适用于低学历犯罪人,财产支付能力不足；(7)罚金案件不能支付的现象非常严重,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显示,超过71.5%的罚金案件不能执行。本文第三章通过对34个国家或地区的犯罪统计进行分析,研究外国刑事司法中的罚金案件适用情况。在本部分第一节中,文章主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外国刑事法中的罚金适用趋势如何；(2)罚金主要适用于何种罪名及违法类型；(3)外国罚金的判罚数额如何；(4)外国罚金判罚的刑事诉讼程序是什么。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给出的答案是：(1)外国刑事司法中的罚金刑自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己呈明显下降趋势；(2)罚金案件主要适用于轻微违法,以及交通违法等行政犯案件(超过3/5)；(3)罚金判罚数额较低,罚金仅需被告人数天工资；(4)罚金案件主要通过非诉讼的简易程序判处。本部分第二节主要通过对外国刑事违法体系进行分级,也即,对包含轻微违法的整体违法体系和排除轻微违法后的实质违法体系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并进而介绍不同违法体系的罚金案件适用水平差异。因此,文章主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各违法体系的罚金适用率水平如何；(2)各违法体系中的罚金适用对象如何；(3)罚金适用模式如何。本文给出的答案是：(1)整体违法体系下部分国家因轻微违法案件的影响而普遍适用罚金,但部分国家的罚金刑出现非常明显的低水平现象(低于10%),实质违法体系中各国的罚金刑适用都出现明显的低水平现象(普遍低于20%)；(2)罚金案件在整体违法体系中主要适用于交通违法,实质违法中财产犯罪很少适用罚金(约10%)；(3)罚金案件主要通过单处罚金方式适用于刑事违法(超过4/5),并处罚金案件仅占极少部分(最低3.9%)。在综合比较中外刑事司法中的罚金刑适用现状后,文章基于中外罚金的适用模式和对象的重要区别,本文第四部分提出核心观点——限制适用罚金刑,尤其是财产犯罪罚金刑应当慎用。因此,本部分以独立成节的方式欲回答如下问题：(1)西方社会的罚金刑具备什么功能；(2)中国刑法中的罚金刑应当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3)中国罚金刑执行难的根源是什么；(4)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可行方案是什么。系统分析前述各部分后,本文给出的答案是：(1)外国刑事司法中的罚金刑具有教育和预防功能,违法体系调节功能,效率保障功能,犯罪体系调节功能；(2)我国刑事司法中的罚金刑必须立足于我国刑事司法中的现状,注意刑法规范的适应性,司法程序适应性,司法观念适应性；(3)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罚金执行难根源在于,无选择适用可能的并处罚金刑,盲目信赖罚金刑,罚金数额过于确定而缺乏裁量权,罚金数额过高被告人难以承受,罚金案件集中于生存型财产犯罪；(4)改革罚金刑的可行方案应当是降低罚金数额限制,判处与犯罪人支付能力相适应的罚金数额,以及改必须判处罚金刑的“应当”型模式为可选择适用罚金的“可以”型模式。由于罚金刑超过80%适用于财产犯罪,且为并处罚金,本文认为我国的罚金刑执行难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控制对财产犯罪适用罚金。基于低学历财产犯罪人存在明显的支付能力缺陷,高数额的罚金刑与自由刑的并处必然导致大量罚金不能支付。因此,建立与我国刑事法相适应的刑事制裁体系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外国刑事罚金刑所对应的特定违法体系,认识罚金刑的扩大适用并非世界性趋势,以及不同国家将罚金刑作为刑事制裁措施的立法背景。回顾摘要,本文认为,只有正确重新定位外国刑事法中的罚金刑,才有可能建立与中国立法和司法相适应的罚金适用体系,我国的罚金刑立法和司法特色建设也才具有意义。已有研究对罚金刑的理论探讨非常丰富,本文注重实证性研究,因此在理论分析上着墨不多,尤其是犯罪体系和犯罪概念的分析并未详细展开,这需要未来做更多更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