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得到了飞速发展。如今改革开放走过四十多年,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辉煌成就,广播电视节目也逐渐成为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娱乐活动。随着广播电视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巨大的市场经济效益引发了广播电视节目之间的激烈竞争,出现了很多行业乱象和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政府管理部门频频下发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广播电视节目实行政策监管,但是监管政策在落实过程中未却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对电视产业娱乐化的管制政策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广播电视节目监管政策的变革和实践展开研究,试图对政府媒介监管政策背后存在的逻辑和问题提出思考和反思。本篇论文的整体架构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分别对本文的研究缘起,文献综述,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陈述;第二章内容是对我国广播电视媒介管制和监管政策按时间顺序进行阶段划分和梳理;第三章选取“限娱令”政策作为政府对广播电视节目监管政策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试图从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过程来探讨政府对广播电视节目监管的实践。最后两章则以2006年至2019年广电总局出台的针对广播电视节目的政策法规为资料支撑,从监管政策的文本内容出发,试图归纳和概括我国广播电视节目监管政策的特质和规律,并尝试分析和探讨国广播电视节目监管所遵循的逻辑以及面对的挑战。通过五个章节的研究分析,笔者认为,尽管“限娱令”等监管政策的出台在短时间内对广播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等乱象发挥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一些政策法规的反复下发背后体现的却是媒体市场化下政府规制出现的权威危机以及关于文化控制权的争夺问题。以此同时,广播电视节目的过度娱乐化以及行业乱象的治理,不应该只由国家广电总局等机构“单打独斗”,更需要的是广播电视媒介监管和有关法令律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促使国家媒介规制、政府管理部门、媒体行业内部以及专家学者参与进来共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