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交易的日益频繁与新型支付方式的普及,犯罪分子利用欺诈型手段取财的方式也令人防不胜防。近年来司法实务中发生的“盗骗交织”类型的案件数量日益增长,如丁晓君诈骗案、陈金富盗窃案等。此类案件中,行为人往往既采用了欺诈手段,又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两种方法在最终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这一结果上可谓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给案件的最终定性造成了困扰,亟须明确诈骗罪与盗窃罪之间的界限。一般认为,被害人有无“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然而当前刑法学界对于成立“处分行为”是否需要同时具备“处分意识”看法并不统一。有的学者认为,处分意识只是通过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并不代表所有诈骗案件的被害人都必须具有处分意识。即使没有处分意识,被害人主动交付财物的行为也符合诈骗罪的罪状。反对观点则提出,诈骗案的典型特征之一是被害人在交付财物上属于“自愿交付”。对于被害人的“自愿交付”不能仅做表面肤浅的理解,仅仅客观行为上的主动交付是不够的,缺乏处分意识不能认定诈骗罪。刑法理论上的意见不统一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笔者试图通过对处分意识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明晰处分意识的具体内涵,重新审视处分意识在处分行为构成要素中的地位,以期为实务中更精准的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提供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作为参考。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第一节,笔者通过选取的两个司法实践中发生的真实案例:陈金富盗窃案与张航军诈骗案,梳理了实务中法院对此类“被害人缺乏处分意识”的案件的定罪思路。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法院对于“处分行为”的定义与“处分意识”的理解,以及处分意识的必要性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也是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的根本原因。第二节主要阐述与处分意识密切相关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对处分行为之本质,以及处分意识和错误认识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厘清基础理论问题以避免概念上的混淆。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处分意识必要性的学说争议。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界存在三种观点:处分意识必要说、处分意识不要说以及区分说。通过对国内外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考察,通过对我国实践案例与学说的研判,提出本文观点,即旗帜鲜明地提倡“处分意识必要说”。从以下角度对“处分意识不要说”进行了批驳:1、犯罪手段与犯罪类型的区分;2、适用盗窃罪的间接正犯理论完全可以解释所谓的处罚漏洞问题。进一步从以下角度论证了“处分意识必要说”的合理性:1、诈骗罪本身的结构和特征;2、我国的现实立法情况;3、处分能力与处分意识的关联性。在第五小节从处分意识必要说的角度对新型网络支付环境下“盗骗交织”型侵财案件作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厘清处分意识的具体内容。关于处分意识的具体内容,有“严格处分意识说”与“缓和处分意识说”两种观点。“严格说”主张处分人对于所处分对象的性质应当有全面认识,包括财物的数量、种类等;“缓和说”主张只要被害人认识到财物外形上的移转即可,不要求对财物的性质有全面认识。“严格说”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将错误认识的内容涵摄入处分意识的范围。在“缓和说”观点的基础上,根据所处分对象的不同,针对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分别进行了处分意识的内容界定。以财物为对象的犯罪,当被害人认识到“整体外形”上的占有转移即可认定有处分意识,不要求对其中具体内容物的性质有确切认识。对财产行利益而言,也要求被害人认识到自己将利益本身的占有转移给对方,但不局限于民法上的权利之处分,此处的“占有转移”包括放弃当场实现债权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