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的特征是区域特定性、功能特定性、服务人群特定,但进场人员不特定性、可管理性等。《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目的在于为进入公共区域或者参与群众活动的人提供安全的环境,但无论是《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均是概括性规定,公共场所管理人所负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内容、义务范围至今仍没有具体的说明。目前法院在办理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中由于缺少统一的司法标准来衡量安全保障义务人义务的程度和范围,故而对于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依赖于法官的经验判断。本文选取三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纠纷案件为研究对象,分析对比一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发现此类案件审判的核心问题是公共场所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与受害人的自我保护义务如何平衡。公共场所的安全管理人既要对与其具有合同关系的消费者进行安全保护,也要对进入其管控领域的人承担警告、提醒与通知的义务。考察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与安全保障义务相对应的理论,将其中的“合理人”、“善良管理人”等概念引入到本文中,结合我国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基础,确定安全保障义务应当考虑公共场所自身危险程度的大小、安全保障义务人预防与控制能力、安全保障义务人是否受益等因素,笔者试图构建一种包含界定原则和判断标准的体系,为公共场所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判断原则包括三个基本原则:合理认识原则、适当区别原则以及公平原则,为应对实践中情况复杂多变的案情,需要法定标准、可预见性标准及特殊标准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共同判断,来解决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限度合理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