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我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推广展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已经以“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高质量外国资本和继续扩大“走出去”并重的格局。对外直接投资是“走出去”重要途径,为加快我国产业转型、国际竞争力提升贡献了重要力量。近年来,境外中国企业投资项目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截至2019年11月,我国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范围覆盖166个国家和地区,涉及5791家企业,总量达到87.8亿美元~1。从对外投资资本流量来看我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说明我国对外投资正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节点,“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的发展也从做大向做强转变。由于对外投资通常是国家在资本过剩情况下对本国资本的输出,但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内技术、生产力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仍然存在,“走出去”企业对外投资更多是为了获取利润、将国外技术引进来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加快税收政策制度的优化,为“走出去”企业利润回流提供政策支持。首先,本文依据税收中性理论以及国际税收规则的发展为理论起点,在资本输出中性的原则下,国际资本配置效率最高。所以在助推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过程中,母国以税收中性原则制定本国税收政策,可以营造有利于资本输出与输入的税收环境。其次,以税收因素如何影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进行具体分析,按照“走出去”企业在东道国取得利润所得后的资本流动顺序逐步展开。先通过法律规定明确“走出去”企业对外投资所得类型主要有营业利润和投资收益两类,这两类所得依据税收协定的具体安排,决定了“走出去”企业的总体税负;接下来东道国和我国依据避免国际重复征税安排对同一笔利润共同分享税收权益,抵免办法的选择影响了“走出去”企业投资税后净收益,成为企业决定是否将利润汇回国内的决定性因素;进而税收饶让抵免政策则影响了东道国税收优惠的落实与否,从而决定了“走出去”企业利润水平的高低;另外,高水平的税收服务和管理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走出去”的税收风险,成为影响利润回流的辅助性因素。再次,通过上文理论分析对比我国目前税收制度政策的实施效果,得出我国在税收政策制度和税收协定具体安排存在的不足:第一,跨境股息利息所得预提税限制税率仍然较高;第二,税收抵免制度限制较多,降低“走出去”税负效果不明显;第三,税收饶让抵免条款占比较少;第四,我国税收服务水平在降低企业“走出去”税收风险仍然存在不足。最后,以为促进“走出去”企业利润回流为导向,提出了对跨境利息预提税再调整、进一步放宽税收抵免制度结转年限和控股比例的限制、增加税收饶让条款的谈签和提高“走出去”企业纳税服水平的完善建议。因此,深入研究“走出去”企业利润回流问题,不仅有利于提高“走出去”企业对外投资利润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资本流动效率的提升,国家税收利益的维护、财政收入稳定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提升都具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