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信访总量和信访成本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折射出社会运行中的冲突与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信访行为在现实中大量表现为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缠访、闹访、洋上访，以及自杀等极端行为。据有关方面统计，此类信访行为略占信访总量的46％。目前官方和学界将上述行为界定为“非正常上访”或“非法上访”。这种命名在认知上混淆了信访的行为形式和性质，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其产生的根源，在实践中又会导致片面的行政强制、甚至镇压式治理行为。基于对上访行为的现实观察和特征分析，本文提炼出“机会主义上访行为”这一关键性概念，它是指上访人员基于实用主义和投机心理，或利用当前制度、政策等各方面的“空隙”或“机会”，或以一些非常规的方式来上访，以期实现自己的目的与利益诉求，甚至以此谋取不正当利益。基于这一定位，文章试图通过对信访活动中官与民双方行为的考察，深入到信访制度演变的谱系脉络，探明“机会主义上访行为”产生的真实原因，厘清信访何以陷入困境的复杂因素，进而从信访制度改革和公民社会与国家法治建设等方面多维度地寻找解决信访问题的出路。文章认为，依法治理机会主义上访，既是法治建设的要求，也是切实保障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对上访不能只是进行强制或者柔性安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致力于升司法公信力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强化权力约束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第一部分对信访及其机会主义上访作了概述，介绍了信访何以成为问题及研究信访问题的思路。同时分析了为什么要超越“非正常上访”或“非法上访”的概念描述和相应的治理对策，强调了用“机会主义上访”这一概念工具重新观察和分析信访行为的意义。第二部分通过对典型案例及其行为表现的概括，分析了这类信访行为的机会主义性质，分析了机会主义上访行为的危害及产生的根源；第三部分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即通过法治建设，建立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权利救济及冲突解决机制，逐步建成合理的权力结构。同时，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和加强公民社会建设等，并在加大上述增量改革的同时，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以求达到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