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基本价值标志之一，悲剧意识不仅是一种美学文化产物，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历史旨趣还深刻地蕴涵着人类在创造自己文明进程中的主体人格素质的发育水平和生命价值的取向。它从人和生命的价值出发，对文化的运作提出疑问，以此推动文化的健康发展、支持着人类的生存。对于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而言，尽管从文学思潮和现象层面来看，悲剧意识的苏生和裂变极其敏感地参与和传递了其审美风貌和审美精神的变迁，然而从创作主体的认知和实践层面来看，对悲剧的特质的理解和把握，已成为横亘在中国当代小说面前的一道无法回避、而又呈现出异乎寻常的严峻性的问题。从“十七年”到“文革”已然印证了悲剧意识的失落对于民族生存和文化发展的危险性，随着“文革”的结束与“新时期”的来临，尽管悲剧意识得以重新被纳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审美与思想视域，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再度转型和文化语境的深刻裂变而衍生出一些新的审美与精神质素，然而在整体上，中国当代小说对悲剧的审美认知和价值把握比二十世纪初的王国维和鲁迅时代非但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且似乎正在日益消解其审美价值和文化批判功能。因此，在对悲剧的更为理性化的认知和把握的基础上，反思和审视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存在的问题，就成为重要的论题。　　导论部分首先对古今中外歧义互见的悲剧理论进行了辨析，界定了悲剧、悲剧意识及相关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以二十世纪为重心梳理了中国文学悲剧意识的流变;最后，阐述了论题的意义、研究对象以及本论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超越之处。　　论文前两章具体围绕中国当代小说悲剧意识从“繁荣”到“衰落”这一现象态上呈现出的嬗变，对中国当代小说出现的两次悲剧性题材的创作高峰中的乐观与悲观倾向，分别予以剖析。第一章主要从文本中凸现的“个人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出发，对“伤痕”、“反思”小说和世纪末(上限一般指1980年代中后期)悲剧性题材小说的悲剧意识进行对照性的思考:如果说“伤痕”、“反思”小说普遍依赖于群体主义的现实去认知悲剧和抹平问题，世纪末的小说则纷纷沉陷于虚无主义的现实去解构悲剧和逃避问题。前者以集体的和声激情地修复了一个给定的乐观而又明晰的世界，后者则热衷于二元对立的拆解和颠覆，冷漠地宣告这世界原本就是“一场治不好的病”，“个人”只能逃避和自娱。　　第二章主要从文本中凸现的“个人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出发，对“伤痕”、“反思”小说和世纪末的“新历史”小说的悲剧意识进行了比较和探讨:面对民族历史的“全盘失败面”，“伤痕”、“反思”小说满足于以光明的历史判决和乐观的历史信仰来完成其反思;面对世纪末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文化现实，“新历史小说”逆反地以颓败的历史宿命和悲观的历史循环来倾泻自己的话语欲望。两者共同的对真正的“个人”的放逐，最终抵达的仍是不同程度的对现实的遵从和对“问题”的消解。　　第三章主要讨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悲剧性人格的建构。由“十七年”“为他”的英雄理路演变而来的“新时期”的悲剧性英雄人格的范式，为了抵消悲剧中蕴涵的集体压抑个体的性质，总是不得不通过各种与表现个体人格能量相抵牾的叙事策略，去转移和抹平悲剧性冲突中蕴含的分裂意味。世纪末的小说创作中，大量从极端偏执的个体情结或纯粹生物欲求出发的“反英雄”人物，欲盖弥彰地加剧着个人自我认知中的价值紊乱。“新时期”小说也熔铸了对于“个性”的主体因素所导致的悲剧性的思考，但由于个人自我意识的薄弱，悲剧人物的“个性”都主要是被作为特定环境、时代、历史或文化的必然产物加以叙述的，这使“个性”往往突显的只是人物所属的类群的特性，而普遍地缺乏个人自我真正成为价值主体所必需的理性的反思，创作主体也因之未能对悲剧性的成因予以更为理性化的把握。在世纪末的解构潮流中，“自我”丧失了明确的身份归属，个体存在的意义系统又始终处于漂移和模糊的状态，一些欲图通过个体的悲剧人生来确立“自我”的文本，最终也往往只是对于无望人生的宿命表达。总体上，中国当代小说对悲剧性人格的建构始终难以突破二元对立的审美定式。　　第四章，主要讨论中国当代小说悲剧意识中的生命价值取向，思考当代小说有关生命本体层面的悲剧意识的特定展开方式及其缘由。与悲剧性主体人格“自我”的受阻相对应，灵/肉、个体/群体的二元对立格局中的生命价值取向，使“文革”后的中国当代小说尽管也试图通过对个体感性生命的叙述，建构新的价值观和文化秩序，然而在其对生命的悲剧性的把握中却始终未曾孕育出表征着成熟的个体自我的“生命的悲剧意识”。“新时期”那些试图从生命欲望层面切入对历史悲剧性思考的文本中，生命意识和生命话语尽管由于与现实变革需要的契合而得以被“发现”和书写，但与此同时，个体生命的“问题”和痛感体验却也在不同程度上被乌托邦的政治前景所抹平或消解。在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小说中，被绝对化、精神化了的“肉身”切断了“生命”成长为“个人”的路途，在逃离了灵魂的内省的同时也难以真正实现对个体生命的意义填充。沦陷于本能和罪恶之中的、丧失个性的自我，宣告着张扬生命力愿望的最终落空。一些通过对抗争的表达来追寻生命意义的文本中，神圣信仰的姿态和“意义即过程”的哲理思辩以另一种方式克服了“灵”与“肉”的冲突;从群体出发的生命抗争则以更为深刻的悖论自我解构了抗争的意义。　　结语部分总结性地点明了结论，辨析了悲剧意识的“问询”本质及文化功能与“批判”的区别和联系，再次申述造成中国当代小说悲剧意识的衰落和悲剧把握的失衡与错位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社会中心价值的解体，而是真正立足于个人立场的生命信仰和理性价值系统的始终缺位，并再一次申述了悲剧意识之于中国当代写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