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以来,“恶搞”在当代艺术创作中一直备受争议且引人注目,无论是恶搞传统与经典还是大众文化里流行的形式与符号,都是在艺术“别有用心”下实现的艺术创作。谁来动手去恶搞并不重要,关键是将极为普通的日常东西或是具有权威性的经典,去赋予它新的语汇与新的观念和角度,那么它原来的作用则就消失了提出这观点是达达主义的杜尚,这为“恶搞”在当代开了先河,使恶搞这种方式更“合理化”、“普遍化”。它打破传统艺术的观念并在后现代主义下的背景,挑战了现代主义追求个人独特精神的形式语汇,企图去对它进行批判与省思。信息全球化、读图时代的来临了,不外乎也是另外一个推手,于是恶搞的产生,有着它存在的必然性,充分的利用恶搞对象所原有的丰富信息与大众视觉经验,通过语境的改变去完成其传统艺术手段无法实现的艺术效果,企图让艺术最大限度的贴近大众。恶搞仅仅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是创作出来的结果,而不是创作的前提,倘若因其原作的本身意义所限而进行恶搞,那么就会失去创作中的个性追求与精神的内涵,不可否认着,有必要性的小心防范着媒介文化同质化所带来的个性风格的丧失。本文之所以选择从恶搞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国内当代艺术的表达方式,是因为我们在对这些受到“恶搞文化”影响的艺术家的绘画作品进行深入地了解时,发现他们的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敏感透视或折射出当代中国都市青年艺术家的价值观念和流行心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强烈的娱乐与批判精神。本文探讨了在“恶搞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当代绘画创作中“解构”表达方式的变化,并重点分析了“恶搞”的方式与创作中“解构”表达改变的关联关系。通过这一研究,我们还将发现中国当代“恶搞文化”在哪些层面上对创作中“解构”表达的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我们进行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和批评来说,无疑都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