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礼早在《仪礼》、《礼记》等先秦典籍中就有详细的记载和论述，它随着中国文明的形成而产生，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传统家庭生活样式。随着朝代的更迭，礼制的变迁，家礼也有兴有废。朱熹在研究礼制的基础上，参考司马光《书仪》，著成《家礼》，并躬身实践。以《家礼》为代表的家礼生活当政者和士人的提倡与推广下，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古说，在百姓中广泛传播，成为儒教家庭生活的式样。《家礼》还流入朝鲜和日本，并得到广泛的实践。《家礼》代表的家礼生活本质上一种宗教性生活。家族聚居是这种生活的土壤，人生和社会生活从这里开始，家礼构建了人的意义，体现了人文性的精神超越意义和终极关怀，塑造了中国特质的宗教生活。这种宗教性生活，从形式上，有人文性的价值彼岸、有神圣性器物和仪式，也有宗教性组织，从本质上，具有以“人之情”为出发点和归宿，即现实即超越，最终实现人文性质的“天理”彼岸的中国特质。另外，朱熹对家礼的成功损益体现了家礼“仪”与“义”在演变中的内在关系。朱熹《家礼》“古有徵且简约易行”，他删减了不合时宜的符号与形式，让家礼更具有适用性，又延续发展了古代的精神意义。家礼中的具体观念、权力制度和器物仪式都有其时代性，但家礼作为一种生活样式具有普适性。一是“亲仁”“爱敬”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具有普遍性；二是作为纯粹形式的家礼教化作为对这个价值的传承手段和存在方式，是中国特质的宗教形式，也是可以继承的普适性形式。百年来，中国经历了重大转折与变革，传统家礼在意义和形式上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价值观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转变，旧礼仪随时代发展被新的礼仪所取代，家礼也不例外。当前，家礼并未形成明确的价值形态和以及稳定的仪式符号，具有普适意义的家礼不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