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亡种灭族”的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主题，中华民族也踏上了探索救亡图强的“现代化”之路。梁漱溟、熊十力等第一代现代新儒家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挺身而出，为孔子以及儒家做辩护，他们主要从捍卫儒家思想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宣扬儒学的复兴和发展的，拒斥“全盘西化”派对于儒学和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否定，极力论证这个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和它对中国社会的必要性，但是在论证的过程中，他们仍然过高地估计了儒学思想的地位，其本质仍是一种东方精神文明优越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新儒家的阵地转移到港台，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以“天涯流浪儿”的心态，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探讨重振中国文化精神的出路。他们怀着花果飘零的心态，在中外文化的夹击下，从中国文化如何适应时代要求、通过吸纳西方文化而走向现代化的角度，来宣扬儒学的复兴和发展，为此，他们花了几十年的精力来构筑自己庞大的思想体系，最终认为应该“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发展科学和民主，以实现“救中国”这个民族理想。作为以探索和弘扬儒家思想精神价值为己任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在总体方向上承续了第一、二代新儒家的思想旨趣，继续以传承发扬儒学为己任，并与时俱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前辈的思想视野，把儒学放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下进行探索，也就是在强调全球“文明对话”重要意义的前提下，在对西方近现代以来后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现代性”问题所造成各种危机进行批判与反思的背景下，在“全球意识”和“寻根要求”互相激荡的思潮中探索儒家传统的复兴和发展之路，掌握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正是西方文化带来的全球性危机促进了世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观念的产生，也为儒学的重新倡扬和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传统文化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以及儒学在当代社会调适，最终能使儒学在解决现代性问题过程中提供思想的指导。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在世界各地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的推动下，海外教育机构孔子学院应运而生。孔子学院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是自身文化的一次发展成熟的过程，有利于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更直接地接触中华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