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业的蓬勃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便利人民生活的同时,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学者们将该条款称为民法典绿色原则。民法典绿色原则对民事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民事活动增添生态理性,以立法的形式来规范民事主体的行为。民法典绿色原则的确立对于我国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立法具有重要指引意义,以民法典绿色原则为视角,可以指导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立法的研究。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民法典绿色原则和快递过度包装的关系。首先,民法典绿色原则中“资源”和“环境”应当作扩大解释,即“资源”不仅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社会资源”,“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民法典绿色原则的理论来源包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传统“天人和一”之理念、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哲学观、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快递过度包装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冲突,主要包括三方面:快递包装生产材料选择方面,快递企业只注重经济利益、忽视生态利益与民法典绿色原则要求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并重的冲突;快递包装标准方面,快递企业只考虑自身利益、不顾公共生态利益任意包装与民法典绿色原则要求保护公共生态利益之间的冲突;快递企业员工方面,快递企业员工为了追求效率,采取暴力分拣导致企业采取过度包装污染人民生活环境与进入新时代民法典要求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环境需要之间的冲突。第二部分,民法典绿色原则视野下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专项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民法典绿色原则出台的背景下开展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专项立法工作是贯彻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必然要求、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打破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必然要求。其次,我国已经具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立法的条件: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无一例外的强调法制和绿色环保的重要性,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立法对于绿色环保和法制完善至关重要,我国有相对完备的法理基础;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我国已经具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立法的现实基础和物质条件;目前我国针对限制快递过度包装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人民群众对适度包装、绿色包装的接受度高,并且立法后各部门分工协作,可以保证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立法的实施效果。第三部分,我国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首先我国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立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民法典绿色原则确立后立法呈现出新变化,主要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相关立法增多、立法的环保内容增多、专项立法的趋势增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已经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但是当前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立法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快递包装缺乏统一的强制性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责任主体及违约责任不明确、快递企业员工暴力分拣的约束机制缺乏。第四部分,民法典绿色原则指导下我国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专项立法的立法建议。首先,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专项立法的法律位阶,以行政法规为宜。其次,立法的基本原则分别为: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绿色包装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再次,民法典绿色原则视野下,政府应当完善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立法工作、建立快递包装的强制性标准、鼓励相关企业和科研院所积极探索和开发新型绿色包装材料、加强执法机构的联合执法机制;企业应当生产绿色快递包装材料、采取适度包装、并承担快递包装使用后的回收责任;公民应当自觉抵制过度包装的产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贡献自己智慧和意见以避免邻避效应。最后,民法典绿色原则指导下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重要措施,包括制定统一的快递包装强制标准、完善包装环境税制度、建立快递绿色包装财政补贴制度、建立快递绿色包装专项基金、建立快递包装抵押金制度、推动形成快递包装生产者延伸责任机制、建立“绿点”制度、建立快递企业及员工常态化考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