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上,国有企业的治理是一个难题,在实践中,国有企业高额的在职消费是一个突出问题。“八项规定”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有企业高额在职消费的问题,但学术界目前尚未讨论该冲击对中国家庭的消费有何影响。为此,本文首先研究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政策对家庭部门消费的影响,以考察政策对不同部门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政策对经济中不同部门的作用。首先,本文基于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估计了“八项规定”这一外生政策冲击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6年,相比于不受影响的非国有企业,同时期国有企业在职消费平均降低31.24%。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招待费降低49.86%,办公费降低23.09%,差旅费降低20.29%。并且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影响表现出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先增大、后趋稳的态势。本文还发现,政策对地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作用强于中央国有企业。本文的研究表明,“八项规定”抑制了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对降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产生了积极作用,也表明独立性的外部治理有助于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本文证实了外部治理对国有企业治理的重要作用,也为从经济学角度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直接证据。进一步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政策后,相关家庭的总消费增加5.58%,食品消费增加4.67%,在家就餐消费增加5.77%。据此推断,在随后的两年里,政策导致相关家庭总消费增加3275亿元。进一步研究发现,“八项规定”促使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职员工所在家庭的总消费显著提高,对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员工所在家庭的食品消费和在家就餐消费有显著正影响。在排除其他政策影响后,结论依然稳健。本文认为,“八项规定”限制了公共部门在职员工的公款消费,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通常具有状态依赖性,故最终表现为其家庭的消费支出增加。本文评估了“八项规定”对家庭部门消费的定量影响,有助于厘清政策对不同部门的作用,同时也为未来政策调整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