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特别是1992年全面进入对外开放后，日本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在中国的外资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出现了一些从不同角度研究日本跨国企业对华投资区位和模式选择、对华投资总量变化和地区转移，以及从华撤资等方面的研究。但综观现有关于日本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研究，发现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以往关于日本跨国企业对华投资的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缺乏从日本跨国企业及其在华分支机构微观层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中的多数将所有日本跨国企业视为一个整体，造成了决策主体缺位的现象，不能体现作为个体的日本跨国企业对华投资决策的差异。　　第二，针对日本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后行为的实证研究很少。一些关于跨国企业在华收购和兼并行为的研究对日本跨国企业的在华并购行为关注不够，并且在研究跨国企业的在华并购行为时，主要是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跨国企业的股权扩张主要是为了减少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合作伙伴之间的摩擦，而忽略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并购行为的影响。实物期权理论认为，不确定性是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时面临的一个不可避免因素，并对跨国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海外分支机构股权战略、海外地区扩张、以及海外撤资均具有重要影响。虽然一些研究探讨了日本对华投资的区位转移问题，但从微观层面来看，实际情况是多数日本跨国企业保持在华原投资地区的生产经营的同时，进一步向中国新的地区进行了扩张。而以往研究对日本跨国企业的在华原投资地区与新投资地区之间的联系对其在华地区扩张行为的影响缺乏关注。　　第三，以往关于日本跨国企业从华撤资的研究，多数关注的是加速日本跨国企业从华撤资的因素，并常将日本跨国企业的从华撤资归因于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却忽略日本跨国企业从华撤资时表现出的“迟滞”现象及其影响因素。同时，由于决策主体缺位，这些研究没有真正在日本跨国企业微观层面上反映撤资决策。因此，从跨国企业的角度来看，借鉴意义不强。　　第四，以往关于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尤其是日本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研究，都未能基于同一理论和同一数据源对日本跨国企业从进入中国，到在华进行股权扩张和地区扩张，再到最后的从华撤资行为进行连贯性的研究。因此，不利于了解日本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后的投资行为变化。　　为尝试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根据日本跨国企业及其在华分支机构的微观数据，研究日本跨国企业的在华投资扩张与撤资行为。　　第一，日本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后的股权扩张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多数日本跨国企业初次在华建立分支机构之后，随后又在华建立了多个分支机构，将单一的分支机构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无法体现日本跨国企业对其所有在华分支机构的整体协调与控制。因此，本文采用实物期权理论中的期权组合视角，研究了日本跨国企业怎样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对整个分支机构组合的股权配置进行动态调整。　　实物期权理论认为，企业投资时面临的不确定性赋予了企业在推迟期权与增长期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推迟期权与增长期权的价值都随不确定性而增长。推迟期权的价值有界，其最大值为企业投资时发生的沉淀成本，而增长期权的价值无界，不仅随不确定性而增长，而且受行业增长机会的进一步影响。日本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后，建立分支机构时推迟期权已经得到了实施，但不确定性、行业增长机会仍然起着提高增长期权价值的作用，因此，为了在增长期权价值为分支机构带来的增量收益中占据更大份额，日本跨国企业将会有动机提高在分支机构中所持的股权。　　本文基于托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不确定性、行业增长机会对日本跨国企业的在华分支机构组合股权扩张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行业竞争程度提高了增长期权的共享性，因而会降低每一家企业能够获取的增长期权价值，日本跨国企业提高在分支机构中所持股权虽然不能影响行业竞争程度，但能够降低分支机构内各个合作方之间的竞争，并在分支机构的增量收益中占得更大份额。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不确定性、行业增长机会对日本跨国企业在华分支机构组合股权扩张行为的正向影响。此外，实物期权理论强调跨国企业实施增长期权时的组织与协调问题，本文的实证结果则表明，日本跨国企业控制与协调其在华分支机构组合的能力具有强化不确定性、增长机会对其在华分支机构组合股权扩张行为的正向影响的作用。　　第二，日本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后的地区扩张问题。以往多数研究关注的是地区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以及优惠政策等对日本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当发现日本对华一个地区的投资总量超过对华另一个地区的投资总量时，这些研究就得出日本对华投资发生了区位转移的结论。但从日本跨国企业的微观层面来看，日本跨国企业初次在华某地区建立分支机构后，随后又通过建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中国其他地区时，在原地区建立的分支机构仍在正常经营。因此，对日本跨国企业的在华投资区位变化问题进行研究时，不应忽略原投资地区与新投资地区之间的联系。实物期权理论认为，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面临着不确定性，日本跨国企业再次以建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中国其他地区时，亦面临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赋予了日本跨国企业在两种期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1)推迟期权，即，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推迟做出投资决策。(2)增长期权，即，做出投资决策，以便根据未来经济条件采取进一步行为。而当日本跨国企业向中国新的地区进行扩张时，原地区与新地区之间的转换机会又使之获得了转换期权。因此，日本跨国企业的在华地区扩张问题至少涉及两种决策，即，(1)在已经在华拥有分支机构的情况下，要不要再次在华建立分支机构？(2)再次在华建立分支机构时，应选择什么样的地区？　　本文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对日本跨国企业的在华地区扩张行为具有U型影响;影响推迟期权价值的因素——投资不可逆性，对日本跨国企业的在华地区扩张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影响增长期权价值的因素——新地区的增长机会、影响转换期权价值的因素——日本跨国企业的在华原投资地区与新投资地区之间的转换机会，对日本跨国企业的在华地区扩张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投资不可逆性对日本跨国企业在华地区扩张行为的阻碍作用，弱化了新地区的增长机会对日本跨国企业在华地区扩张行为的正向影响，强化了原投资地与新投资地之间的转换机会对日本跨国企业在华地区扩张行为的正向影响。　　第三，日本跨国企业从华撤资时的“迟滞”现象。新古典模型认为企业制定撤资决策时不应考虑沉淀成本的影响，在考虑沉淀成本的情况下做出的撤资决策是有偏的，会被贴上“沉淀成本谬误”标签。实物期权理论则认为，东道国的不确定性为跨国企业创造（或扩大）了不采取任何行为的“无为”区域，使其获得了推迟做出撤资决策的推迟期权，并且在沉淀成本造成投资不可逆性的情况下，跨国企业持有这种推迟期权时所获价值更高。　　从期权组合角度来看，期权组合中的期权数量越多时，越易造成期权价值的不可叠加性，使期权组合中出现期权冗余。因此，在由同一日本跨国企业的所有在华分支机构构成的期权组合中，就有可能存在期权冗余。当日本跨国企业在华只有唯一一家分支机构时，分支机构更可能有效充当服务于母公司战略目标的平台。因此，在研究日本跨国企业的从华撤资问题时，有必要对日本跨国企业的在华唯一性分支机构与非唯一性分支机构做出区别。理论上讲，当日本跨国企业在华具有两个以上分支机构时，撤出一个分支机构后仍然在华保留着可服务于母公司战略目标的平台，而一旦撤出唯一的机构后，则会失去这种平台。关于跨国企业对华投资模式选择的实物期权研究表明，合资性分支机构是比独资性分支机构更为灵活的进入模式，但合资性分支机构相对于独资性分支机构的灵活性是否也体现在跨国企业的从华撤资行为中，仍需实证研究来做出回答。　　本文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和投资不可逆性使日本跨国企业从华撤资时发生“迟滞”;投资不可逆性具有强化不确定性对日本跨国企业的从华撤资“迟滞”效应的作用，日本跨国企业的在华多元化具有弱化不确定性对其从华撤资“迟滞”效应的作用;相对于非唯一性分支机构而言，日本跨国企业从华撤出唯一性分支机构时，更会发生撤资“迟滞”;相对于合资性分支机构而言，日本跨国企业从华撤出独资性分支机构时更会发生“迟滞”。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拓展实物期权理论对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尤其是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之后的后续股权扩张和地区扩张，以及从东道国的撤资行为的解释力度，并对跨国企业根据东道国经济条件制定相关决策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以往多数关于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实物期权研究关注的是期权建立问题，但对期权建立后的行使问题未给予足够关注，而这不利于了解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之后根据东道国经济条件而采取的进一步行为。因此，本文关于日本跨国企业在华分支机构组合股权扩张行为的研究有助于丰富期权行使方面的理论文献，而且有利于弄清楚日本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后，如何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对其在整个分支机构组合中的股权配置进行适时动态调整。这对于跨国企业如何在海外东道国内通过改变股权配置而获取更多的利益具有借鉴意义。　　第二，以往关于转换期权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跨国企业的东道国扩张问题上，而忽略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内部的扩张问题。本文的研究则表明，中国国内地区之间的差异也能够为日本跨国企业提供转换期权。因此，本文关于日本跨国企业在华地区扩张的研究有助于拓展转换期权思想的应用边界，使跨国企业从转换期权的角度对东道国的新进入地区进行科学选择，避免盲目地在东道国内进行扩张，因而有助于跨国企业优化分支机构在东道国内的区位布局。　　第三，本文关于日本跨国企业的从华撤资“迟滞”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在制定撤资决策时考虑沉淀成本是一种理性行为，而非新古典模型所认为的“沉淀成本谬误”。关于跨国企业对华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实物期权研究认为，合资性分支机构比独资性分支机构更具灵活性，既便于跨国企业在华根据未来信息采取进一步行为，又便于日后撤出，而本文则在日本跨国企业从华撤资的情境中证明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因此，本文关于日本跨国企业的从华撤资“迟滞”研究有助于跨国企业理性地对待东道国市场的不确定性，在制定撤资决策时选择合适的撤资对象，既避免盲目撤出东道国，又避免陷入“想撤出却无法撤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