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或称“十字形”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在人类最早的祭坛、宗教建筑和祭祀活动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①“十字架”与“十字符号”之间存在着外形和所指上的关系。作为基督教最为重要的象征符号之一,“十字架”随着基督教自身的发展和在世界各处的传播,其形式和所指都承载了一个繁复多元的历史变化过程。正如德国学者汉斯·比德曼在其《世界文化象征词典》中提到:“在造型简单的象征物中,它(十字符号)的流传最广,但其重要性绝不仅囿于基督教世界”。②这既表述了十字符号在人类文明中的普遍共有性,却也指出了十字符号的最主要的象征意义——十字架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含义。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Cross”这一词条——“十字架”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标志,它关联着耶稣基督的蒙难、人们从他的受难和死亡中所获得的救赎意义以及基督徒的信仰。因此,十字架既象征了耶稣基督,也是基督徒信仰的象征。在种种仪式中,十字架这一符号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表示信仰、祈祷、奉献或者祝福。③当人们开始相信耶稣基督死于“十字”这一刑具之上,十字这个符号便开始承载其基督教内涵。“十字架”与“十字”之间主要区别之一正在于前者在基督教中的象征意义。十字符号在原始宗教和古代文明中的普遍使用为“十字架”的最终出现提供了可能。在西方,“十字架”的基督教内涵与“十字”符号的原始宗教意义有着一定的关联。“十字架”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广泛运用及其与各地本土文化的结合,使得“十字架”在样式和象征意义上都经历着变化。但是,所有的十字架变型都是从四种基本的类型中演变而来的:正十字架、拉丁十字架、“TAU形”十字架和圣安德鲁十字架。对于60种不同的十字架类型进行归纳和分析是本论文的重点之一,旨在通过十字架的外形变化来看十字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发展和基督教派的演变。通过观察四组六十种西方的十字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十字架为基督教使用以来,其在西方的发展始终与其在基督教中的含义有所关联。然而在中国,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十字符号就在中国普遍存在。然而,十字架在中国的出现却是伴随着西方宗教的进入,十字架的演变和发展也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轨迹相一致。十字架在中国所承载的含义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与基督教教义并无直接的关联。换而言之,十字架在中国只是基督教使用的一个符号,却不在真正意义上具有殉难、复活、救赎等重要的宗教意义,因此也无法唤起中国人对耶稣基督的爱和同情。这与十字符号在中国的历史有关,也与基督教入华的传教策略有关。如同在西方原始文明中一样,十字符号在古代中国是常见的象征符号之一,目前出土文物中带有相关十字符号的有:徐州汉画像陈列馆收藏的“十字穿环”、沂南东汉墓中出土的三枚挂于门阙的十字饰物、出土于甘肃和青海一带的甘青彩陶纹饰、三国孙吴赤乌年间铸有的铁十字和带有十字图案的“带盖双领罐”等。区分“十字文物”和“十字架文物”需要有学理依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对基督徒和学者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碑文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据笔者分析,碑上的十字架属于西方蓓蕾十字架发展至聂斯脱利派十字架的变形,且与中国传统的象征——莲花、祥云结合在一起。景教碑上的十字架与以往出土的十字文物之所以有区分:首先,此十字架完全符合西方基督教普遍使用的希腊十字架特征;其次,景教碑与景教文献所记载之人事相吻;最重要的是十字架在当时已经成为景教用以传教的与宗教信仰相连的一个象征符号。伴随着景教的传入,十字架真正进入中国是在唐代。目前而言,唐代的景教遗物中带有十字架这一符号的主要集中在出土于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宣元至本经》经幢、敦煌出土的十字架壁画、新疆高昌故城的十字架遗物等。本论文旨在通过分析和探讨景教遗物中的十字架,归纳出十字架初入中国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中所起到的传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