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是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重要证据,对于侦查机关来说,口供的地位更是重要,因为在侦查阶段,口供不仅是证实犯罪的直接证据,而且是寻找其他证据的重要线索,可以说对当代中国的侦查机关来讲,依然患有严重的“口供依赖症”。为了获得口供,侦查机关常常采用突然传唤,然后进行封闭讯问,并利用刑事政策、犯罪嫌疑人口供中的矛盾、证据、强制措施等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心理影响,以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述自己的罪行。但是随着嫌疑人自身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刑诉法日益加强的对嫌疑人人权的保护,侦查机关在口供问题上正面临着获取口供更加困难和口供的自愿性受到质疑而使口供在庭审在得不到采信的挑战。本文以对供述依赖度较高的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为视角,通过分析在目前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对口供依赖的主要原因指出,除了侦查机关自身司法理念和工作方式的问题外,侦查机关还受到复杂的办案环境与有限的侦查资源、侦查权得不到有效实施、刑事立法和审判中为证明犯罪而对口供严重依赖等外部因素的制约,想摆脱口供,转变侦查模式并不容易。侦查机关正面临着社会要求侦查机关转变以获取口供为主的侦查模式与限于自身和外界因素难以转变的矛盾。这就是本文所要指出的侦查机关面临的口供问题。然而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都是当代司法活动不能舍弃的,要使这两个司法目标都得到实现,笔者认为必须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同时入手:(1)通过明确保证口供的自愿性这一价值标准,细化应当禁止的讯问方法,建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等措施规范讯问方法。(2)以律师参与制度和建立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等加强对讯问过程的监督。(3)采取以坦白从宽换取口供和以沉默权例外方式促使犯罪嫌疑人辩解等建立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机制。(4)以保证侦查权有效实施和国家加强预防和打击的制度建设来增强侦查机关获取供述以外的其他证据的能力。(5)通过采用推定、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的认证方法和标准以及证明责任转移制度等改变我国刑法立法和司法审判中依赖口供的有关做法等。最后笔者强调侦查机关要转变依赖口供的侦查模式需要侦查机关和立法、司法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转变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