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工程是保证生态环境脆弱区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扶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之一。生态移民在改善移民迁出区资源环境配置格局的同时,势必会给迁入区生态系统带来压力。农户作为生态移民政策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决策主体,是影响生态环境的最重要单元,科学测度农户对环境的影响,并找出缓解生态压力的对策,对移民迁入区人地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选取上世纪90年代为集中安置典型喀斯特山区移民而设立的建制行政村——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金桥村作为研究对象,以该村18个屯的入户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和“STIRPAT”模型,对生态移民迁入区近20年的生态环境现状及变化进行分析,并对影响研究区生态环境变化的农户微观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辨识。结果表明:金桥村生态供给能力较低,远低于全球1.70 gha的平均水平,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对移民迁入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研究区生态赤字情况严重,整体居民的人均生态赤字达到1.54gha,由于生态移民后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导致耕地和林地承受了较为严峻的生态压力;与移民农户相比,当地驻民的经济行为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大。生态移民政策实施近20年来,整体居民、移民以及当地驻民的人均生态足迹表现为缓慢增加(1995-2005年)和快速增加(2005-2014年)两个阶段,人均生态足迹在移民政策实施中后期增速明显增强,且当地驻民人均生态足迹增速高于移民;三类居民的人均土地生态承载力表现为快速下降(1995-2005年)和缓慢下降(2005-2014年)两个阶段,人均土地生态承载力在移民政策实施中后期降幅明显减弱;移民工程的实施直接造成了金桥村人均土地生态足迹结构和人均生态承载力结构的变化以及生态赤字愈演愈烈的趋势。农户的微观经济行为是造成金桥村生态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土地利用结构的改变、农业收入水平和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导致人均生态足迹增长的主要原因;户主受教育年限、非农业收入和非农业劳动比重的提高有助于生态环境改善;当地驻民的人均非农业收入占比及非农劳动力比重对环境压力的负向作用在生态移民政策实施中后期才开始显现。合理布局产业结构、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农户生计转型和生计多样化是缓解环境压力的重要举措。合理分配耕地资源、林地资源,促进移民迁入区土地确权进程,确保移民获取土地的公平性,降低土地利用强度是移民迁入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