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李长之是一位具有自己批评特色的批评家。他既有专门研究文学批评的专著《批评精神》,又有文学批评论集《苦雾集》、《梦雨集》等。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术界对这位有着独特个性的批评家缺乏应有的研究,他的理论光芒长期被淹投了。本文结合李长之的批评实践,试图对他的批评文体的特征进行论述,并论证他的批评思想对当代及今后中国文艺理论建设所具有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本文从李长之的批评文体特色出发,结合文学理论,试图总结李长之批评文体的类型,探索李长之对中国传统批评文体的继承性,比较李长之与各派批评家的批评风格,论述李长之对西方文艺理论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吸收与运用,探讨李长之批评文体的现代价值。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归纳李长之批评文体的类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李长之是当代最为多产的学者和批评家之一。他的论著涉及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哲学、美学、绘画、翻译等各个领域。其中,李长之的批评文体颇有代表性,特别是论文体、传记体、书评体,形成了他批评实践的特殊风格。李长之的论文体批评始终以“感情”贯穿其批评精神,推崇“体验”,用批评家自我的情感去审视批评主体。同时,在论文体中李长之提倡感悟与理智并存的批评。李长之论文体的语言精辟饱满,将技巧与内容和谐地统一起来。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灵活而巧妙地运用了传记文学的事实原则,使一个个鲜活的传主人物的面孔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李长之正是以这种求真的“批评精神”和事实原则使他创作出的传记体批评具有相当的阅读价值。李长之的书评既有系统的理论做基础,又有丰富出版物加以实践,对中国现当代的书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李长之的书评体注重中对批评角度的选择,包括对社会文化的探源、对书评主体的全面研究、对语言文字的批评视角。李长之的书评体呈现出多样化的批评风格与批评方法,例如知人论世、横向与纵向,类比与对比的批评方法等等。第二章探讨李长之对中国传统批评文体的继承。首先探讨诗歌体,从散文的诗化、语体的现代化、戏剧性色彩来展开,接着论述对话体和书信体,从时代特色的体现、舆论的沟通与交流来展开,最后是序跋体,从重视对原作的介绍、体现作家作品风格、讲究文字的严谨来阐释。随笔体是中国传统批评文体的一种重要形式,其随意和自由的特征为众多古代文人所青睐。李长之的批评文体大胆继承随笔体的优势,根据文章内容的不同,游刃有余地抒发即兴的感悟,调动了读者阅读的积极性。李长之的诗歌体将诗的音乐性剥离,使读者将注意力引入其诗所表达的寓意中。这种诗思方式与传统诗思最大的不同是：诗的意义单位不再局限于字、词、句,而是扩展到句群、段落、篇章；从而在运思过程中不再拘泥于炼字炼句,既可微言大义,也可大义微言,关键在于卸掉旧诗所加的负累,而重现真我。李长之的诗歌体中对话、动作增多,故事性增强,“诗”与“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融。李长之的对话体是和读者之间心灵的交流,不是单一的内心独白,而是双方精神上的碰撞,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他的序跋体看重向读者介绍原作的特点,李长之通常是从整体上把握原作,用几句话指出作品的特点介绍给读者,而不拘泥于详尽、细致的分析。第三章论述西方文艺理论对李长之批评文体的影响,以及李长之对德国古典精神的运用。李长之的批评文体深受西方文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启示,具体表现在其对完人的理解和传记体批评的实践上。李长之的批评文体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人文精神,特别德国先哲是对人性的尊重,对个性、自由、高贵、完善的人格诉求上。李长之吸收了德国思想家洪保耳特、温克尔曼、荷尔德林、歌德、席勒、康德的人本主义思想,对完人的具体含义进行了深入剖析。李长之对德国人文古典精神的运用集中体现在其批评文体的特色上,这就是李长之最为出彩的传记体批评。我们不难发现,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实践中,渗透了德国古典人文的价值观,包括：古典精神与浪漫人格的同构、人性的优美性与壮美性理论与审美化人格品评；精神史方法与传记体批评文体体裁、语言观的实践等。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的精神核心就是浪漫主义。李长之的“浪漫”注重信念与理想,这与德国古典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他重视传主真挚的感情与完美的人格,是浪漫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然而,在李长之传记体批评中,还有一个与浪漫并列的词,即：古典。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确立了这种古典的合法性,并且热情赞美。李长之在传记体批评中运用精神史的视角,开创了自己独特新奇的纪传风格。他还吸收洪堡耳特体验论的语言观,把语言同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考察。第四章比较李长之与现当代各派批评家的批评风格。李长之的批评文体在树立自身风格特征的同时,也经历着时代的冲击与影响。李长之的批评文体既有京派批评的群体特征,又与左翼文学批评区别开来。在鲁迅研究、传记批评的探索上,李长之的批评文体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李长之、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等京派批评家能够理性地吸收西方文化,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倾向于中西文化的融合。他们没有一味地拒绝传统,也没有照搬西方的理性科学,而是兼容并蓄地互为补充。李健吾、沈从文、李长之等都非常看重批评者的艺术感受力,强调直觉感悟。在批评实践中,他们将审美体验和艺术直觉联系在一起,用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方式来感知、体会对象,他们的批评文体大都鲜活而准确地把握住批评对象的本质。从作家的创作个性入手,去发掘文本的特色,这是一种直觉的综合审美考察,是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作品。在京派批评家中,李长之与李健吾的批评理念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反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倾向于感情与理智的调和。李长之与常风的共同点是都注重批评文体的介入,但介入的方式却大相径庭。常风以“文本细读式”的方法,深入剖析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体现出来的形象特征,注重对作家精神世界的探寻,将批评文本与人物分析紧密结合、徐徐道来。而李长之的批评文体是抓住对象的大处,忽略小处；把握批评对象的本质,忽略其他的细枝末节。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迅速崛起,此时的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论和文学工具论泛滥开来。左翼批评家茅盾、周扬的文艺思想继承了五四运动中“为人生”、“改良人生”的传统,强调文学的时代、社会主题,尤其是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与阶级性。同时期的李长之以“感情的型”为批评标准,显示出独立的、个性化的学术风格。在鲁迅研究中,批评家茅盾、瞿秋白、冯雪峰不约而同地都关注鲁迅的思想,尤其强调鲁迅的杂文的社会思想意义以及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价值,他们认为这正是时代需要的一种战斗精神,因此他们带有功利性。而叶公超、李长之则侧重于关注鲁迅的情感,李长之更是提出了让人震惊的“战士、诗人”论,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第五章总结李长之批评文体的现代意义。李长之的批评文体,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文艺理论,在文化转型的今天,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表现出特殊的现代价值。尤其是李长之独立的治学风格、深长的审美人文关怀、规范科学的批评实践等,展现出独特的眼光,具有超前意识,这些批评理论为当今学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20世纪初的批评界,功利性的批评占据主流地位,此时的李长之坚守超功利的审美批评,强调审美是文学艺术的第一特性,坚决捍卫文学的独立自主性,对批评对象进行广博的解读、多层次的阐释,在文化转型中,把传统的灵悟妙识同周密逻辑理性相结合,将现代化和科学化融入自己的批评实践,体现出超前的学术眼界。他将“感情的批评主义”与科学的理性思想相结合,在冷静的思考中体验批评的快乐,捕捉文艺之美,追求真理。同时,李长之对规范化、科学化的批评要求体现出大胆的超越意识,引领着现代批评观念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