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20年,财政分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但是传统的分权理论基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经验,能否适用于转型国,用于指导中国分权的实践,这一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在充分借鉴国外财政分权理论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中国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和城市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结论如下:首先,讨论了财政分权与政府支出规模之间的关系,首次从理论上阐述了收入分权对政府行为的不同激励。迄今为止国内外大量关于分权与政府支出规模的研究,并没有考虑各级政府不同形式的财政收入对政府规模的影响,默认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具有相同的效应,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在第三章构建了一个收入分权对政府支出的模型,认为一般而言,分权程度提高将扩大地方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减少挥霍性支出,从而降低政府规模;但是当收入分权足够低时,会使地方政府陷入“公地悲剧”的困境,分权程度的提高反而会增加地方政府的挥霍性支出,从而扩大政府规模。在此基础上,使用全国及中央(1982～2005)、省(1995～2005)以及226个地级市(2000～2006年)的数据对假说进行了验证。其次,在第四章讨论了分权对各级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本文认为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由于存在两个原因可能会发生偏离,一是不同支出的外部性具有不同效应,与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人力资本支出具有较强的正的外部性;二是基础设施投入可能会带来聚集效应,在规模经济的假定下,由于All-or-Nothing的竞争结果,区域间的竞争会造成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度。为此使用全国、省以及地级市的数据对此假说进行了检验,在全国层面分权对支出结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省以及城市层面,分权(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程度的提高显著地增加了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减少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第三,首次从理论上将财政分权和城市发展联系起来,认为财政分权通过影响政府支出(规模及结构)、改变官员的激励来影响城市的发展,分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具有整体效应和结构性效应。在第五章,构建了一个基于财政分权框架下的最优城市规模决定的模型,认为财政分权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具有结构效应,分权促进中小城市规模的扩张,而对大城市规模的发展影响有限。在第六章,收集了2000-2006年中国226个地级市的数据,对城市化率、城市规模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重点考察了财政分权、教育程度、FDI等对城市化率、城市规模的影响,实证结果证实了分权对城市发展的整体性效应假说,以及分权对城市规模的结构性效应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