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刑法理论的诸多方面带来不少挑战,传统的犯罪逐渐异化为网络空间的犯罪。面对不断“推陈出新”的网络色情犯罪的新形式,刑法条文的滞后性愈发的明显,这也间接让许多不法分子在面对色情犯罪的巨大利益诱惑时以身犯险的胆子越来越大。直播是近两年兴起并且迅速占领市场的一种新型网络互动方式,其以独特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但伴随直播行业的发展,衍生出的色情直播也作为一种新型网络色情犯罪模式蓬勃发展。相较于传统的网络色情犯罪,网络色情直播面向的群体更广泛、传播速度更快、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更加严重。针对相关刑法条文的模糊和滞后,许多人认为,我国刑法在面对新型色情犯罪模式——网络色情直播的规范上,已不足以承担惩治和预防犯罪的重担,需要对其重新修订或订立新的法律,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本文针对近两年发生的几起以色情直播为主要情节的案例,从刑法的角度出发对网络色情直播行为进行定性分析,以期解决网络色情直播在实践中遇到的刑法适用难题。笔者认为,网络色情直播这种新型色情犯罪模式并未使我国刑法陷入空白境地,时下猖獗的网络色情直播犯罪符合《刑法》既有规定的相关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网络色情直播行为中,主播主要涉嫌的罪名有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聚众淫乱罪和组织淫秽表演罪,直播平台涉嫌的罪名有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和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究竟该定何罪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观点,本文也主要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