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铸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奇迹”,但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以及“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的增长难以持久。粗放型发展方式不但使我国大量资源面临耗竭,而且造成大范围雾霾、水体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生态破坏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绿色发展立足于平衡发展需求和资源环境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着力解决当前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并把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式之一,既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于生态文明的高度重视,又凸显了绿色发展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我国幅员广阔,地理、历史等方面原因导致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工业化水平也处于不同阶段,因此各区域绿色发展状况也会有显著的不同。全面认识中国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深入探讨绿色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空间效应,不仅对于探索绿色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助于地方政府识别绿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空间关联性,为绿色发展的区域协调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对促进我国绿色发展的全面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绿色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并对绿色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从系统论的视角构建了绿色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详细阐述了绿色发展模式下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循环运动规律。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绿色发展模式旨在促进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作用产生的结构有序与功能协调的动态平衡,从而实现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绿色发展的系统论为我国区域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绿色发展系统内部相互关系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针对四种常见的综合评价方法利用Shannon-Spearman测度方法及Bootstrap抽样技术,获得信息损失值SSM的置信区间,根据SSM值的精度和可靠性、组合指标与原始数据的相关性及组合指标的区分度,进行综合评价方法优良性的选择,从而保证了所选评价方法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对2006-2015年30个省区市的资源利用指数、环境治理指数、环境质量指数、生态保护指数、增长质量指数、绿色生活指数及绿色发展总指数进行测算。第三,利用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等多个维度全面分析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变化规律,揭示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变化的空间效应。第四,利用面板VAR模型研究中国绿色发展系统内部的动态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各变量的波动来源和效果;并测算中国30个省区市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最后,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等因素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我国绿色发展整体水平稳步提升,并且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十一五”初期东部地区资源利用、环境治理、增长质量和绿色生活方面优势较为明显,因此绿色发展指数排名靠前,但是京津冀、长三角及连线地区的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增加;而西南地区的环境质量和生态保护方面优势非常明显,绿色发展指数紧随东部之后,并在2009年时超越东部。中部地区绿色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依然较大,西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第二,“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类型的转变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绿色发展类型的低-低集聚导致这些区域长期处于绿色发展的低等类别锁定状态,形成绿色发展的“低水平俱乐部”;但是绿色发展类型高-高集聚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不大可能形成绿色发展的“高水平俱乐部”。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等级的时空变化基本情况为,北京、浙江、福建和海南的绿色发展水平在全国一直属于高等类别;重庆和云南的绿色发展水平实现了从中等类别向高等类别的转移,吉林和黑龙江的绿色发展等级也有向高等类别转移的趋势,此外,江苏、安徽的绿色发展水平也实现了从低等类别向中等类别的转移。天津市由于环境质量和生态保护水平由中等类别逐渐下滑,导致其绿色发展水平由高等类别逐渐下滑到低等类别;由于青海省的绿色生活水平等级下滑,导致其绿色发展水平逐渐下滑至低等类别。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内蒙古和广西的绿色发展水平在全国基本处于中等类别。辽宁、河北、山西和河南,及西北地区的甘肃、宁夏和新疆两个连片区域形成了绿色发展的“低水平俱乐部”。按照“雁型模式”在我国的体现,辽宁、河北、山西和河南承接的都是东部发达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而且生态保护水平和环境质量均属于低等类别,因此绿色发展水平一直属于低等类别。而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生态环境脆弱,经济主要以农业及矿产资源开发等初级产业为主,导致其资源利用、增长质量、绿色生活等各方面均处于落后地位,因此绿色发展水平在全国也一直处于低等类别。第三,中国绿色发展系统内部关系的面板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中国绿色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主要依靠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其主要原因是资源利用水平的变化主要来源于增长质量的变化,生态环境综合情况的变化除了受自身惯性影响外也主要受经济增长质量和绿色生活水平变化的影响,而增长质量和绿色生活水平的变化均源于自身的惯性作用。又由于绿色生活水平的等级变化非常缓慢,而增长质量的等级变化速度较为适中,因此转变经济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对绿色发展水平处于低等类别的省份实现向中高等类别转移尤为重要。第四,2006-2015年中国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协调度从0.5逐步提高至0.698。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协调程度是导致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从2015年30个省区市协调等级划分结果来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及重庆等地区的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江苏、山东、天津,除河南和山西外的大部分中部地区,以及除重庆外的大部分西南地区的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处于勉强协调阶段。河北、辽宁、山西和河南及大部分西北地区的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因此,各地区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协调等级和其绿色发展等级基本一致,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受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协调程度的制约。这再次阐释了绿色发展的系统论观点,即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第五,中国绿色发展水平各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和FDI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一个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加不仅对本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高相邻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FDI促进了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工业比重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有显著的制约作用,且严重影响其他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东部地区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中西部环境规制提高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最后本文研究得出以下启示:要加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加强生态环境联防联治联控,健全区域协同绿色发展保障机制;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发挥技术创新的空间传导联动机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高FDI的环境准入门槛,充分发挥FDI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技术优势和外溢效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增加地方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发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