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女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恰因一场文化断裂而获得了语言、听众和讲坛，这已经足以构成我们历史上最为意味深长的一桩事件。”作家是时代的产儿。“五四”时期，在新二之化运动思潮的推动下，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淑华、苏雪林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女作家迅速登上了文坛。 “五四”时期女作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集中出现在文学史上的，有些女性学者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女作家群。是否能以作家群的概念来界定这一时期的女作家，笔者不敢苟同，但她们的出现确实宣告了中国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已不再缄默无语，更重要的是“五四”女作家在“首先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一个人”的娜拉言说的影响下，开始了女性对于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理想的群体性觉醒，开始了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反思，开始了对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五四”女作家现代性别意识建立的起点是从弑父开始的。思考着女性自我救赎之路的第一代女作家们，更为直接、痛彻地感受到封建礼教和父权制度对女性的伤害和禁锢，她们不满封建婚姻与伦理道德，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和社会认可，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能体现女性性别意识的家庭婚恋为题材。“婚恋”成为女性文本的常用主题，是因为它与女性的命运休戚相关，女作家们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新女性婚恋观的向往，直接体现出“五四”反封建求人之解放的时代要义。她们通过对母亲既是“女儿的庇护者”，又是“父权的执行者”的双重身份的揭示，对母亲角色进行颠覆与重写，她们关注各类“新式妻子”的困境，表现女性：的同性精神联盟，用女性独特的视觉来看待世界，审视自我，通过对女性现实困境的描摹和再现，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凭藉着对她们的深刻理解和同情，揭示女性个人和群体的命运，表现女性人生的深切体验，展示女性精神世界追求，表达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大胆的叛逆精神，浓郁细腻的真善美理想。在“五四”女作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冰心和凌叔华。无论是凌叔华对笔下“小姐”与“太太”性别无意识的反省深度，还是冰心“爱的哲学”与“真善美思想”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的现代性内核，都明显超越了同期女作家对性别意识的本体审视。 处在历史转型期的“五四”女作家对性别意识的反思与建构是异常艰难的，她们摆脱不了传统文化和约定俗成的性别文化心理的影响，也无力对现实生活中女性主体意识无处安放的困境提出明晰的解决办法，但第一代现代女作家的努力却使女性由“人”开始走向“女人”，并为第二代、第三代现代女作家在性别意识上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基础。正如庐隐所说“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在沉默中，女作家们爆发出来自内心的呼唤，逐渐清醒的女性意识从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话语的缝隙中流溢出来。她们的作品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的透析镜，而且她们的创作本身也是我国现代先进的性别意识最初建立时期的珍贵历史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