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易代之际，社会处于大动荡之中，粤西作为明末南明政权反满清政权的主要阵地，其动荡的剧烈程度远甚中原，大变革时代引起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粤西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学术研究和精神追求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加之经过历代的思想学术积淀，促使清代粤西诸子学的产生，并逐渐呈现繁盛之势。同时，清代粤西诸子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与清代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
　　清代粤西诸子学是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粤西诸子学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段。从时间顺序而言，清代早期、中期、晚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了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同时，作为一种地域性的诸子学，受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外来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又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即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诸子学多集中在粤西北部、中部、东部的趋势。
　　诸子思想是古代知识分子为人、为文、为官的思想基础，对清代粤西诸子学进行深入探讨既有利于充分认识其在广西学术史上的主导地位，又有利于理解其在吸收、传播中原先进思想文化方面的媒介作用。既有利于了解清代粤西士人的思想状态，从中提炼粤西人文精神特质。又利于探究其在粤西文化教育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诸子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之源，是古代文人治学必备的思想基础。加之中原学者引领诸子学发展。故出于治学与参加科举考试的实际需求与向先进的中原文化主动靠拢的精神需求，清代有代表性的十位粤西籍学者多在诗歌、文论、方志等研究的同时研究先秦诸子，而非仅治诸子之学。其诸子学成果既有对诸子文本的研究，也有对诸子思想的阐发与运用，既有诸子学专书，也有文章中所体现的诸子学思想内容，这些文章中所体现的诸子思想并非通过只言片语的引用诸子言论来体现，而是对诸子思想有全面系统认知的基础上根据文章主旨的需要灵活加以征引与阐述。十位学者均集文人、官员于一身，深厚的诸子学养成为其诗歌等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泉，也是其为官政绩的重要思想基石。
　　清代初期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加剧，出现战争频仍的社会大动荡，在此影响下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风雨飘摇的局势已不容许世人继续沉溺于理学的虚浮缥缈中，须从诸子思想中寻求济世安民之策。故此时的诸子学呈现反对理学、重视实证及对国家命运与民生疾苦的关注上等特征，谢良琦、谢济世与陈宏谋的诸子学均明显体现了这一特点。与此同时清初严苛的文化政策也影响了该时期的诸子学，出现了轰动全国的谢济世文字狱案。
　　清代中期由于经过初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在复兴古学、以子证经、以子证史等思潮影响下，诸子学的研究进入以考据学为主要治学方法的繁盛时期，加之清政府对粤西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将少数民族土司管理方式改为由中央政府派官员进行管理。此时与官学互为补充的书院与义学成为在外省乃至京城为官士人所接受的包括诸子学思想在内的中原先进文化广泛传播的平台，加速了粤西与中原文化的互为影响，更加快了汉族与壮族等粤西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此时，出现了苏时学所著《墨子刊误》，被誉为具有首开先河意义的《墨子》勘误成果，集子学、诗学、小学、目录学、校勘学于一身的大家龙启瑞的孟子学成果以及体现封建社会文人学士完美结合的代表人物陈宏谋，其《孟子考辑要》在全国孟子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俞廷举、蒋励常文集中也有各具特色的诸子学思想体现。这些士人及诸子成果共同促进了清代中期粤西诸子的空前繁盛。
　　清代晚期由于民族矛盾加剧，各民族起义不断，沿海及内陆边境不断受到英、法等列强的入侵，加之粤西土地贫瘠，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仁人志士开始从对诸子的埋头考据中走出来，以抚民兴邦为己任，以在朝为官的便利条件将体现诸子经世救国思想的奏疏呈给清廷，期翼国家中兴、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诸子学又有明显的中西结合、从西学的角度反观诸子学以及关注国家前途命运与百姓疾苦的特点。该时期以蒋琦龄、赵炳麟文学作品中体现的诸子思想最为典型。
　　十位典型的清代粤西学者的诸子学成果与实践折射了粤西的文人精神特质，既具墨子筚路蓝缕的开拓创新精神，孟子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又有老子慎终如始、坚持不懈的可贵品质。这些思想文化特质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传播至粤西全境，并通过与海外交流的便利条件将粤西诸子学精神传播至境外，扩大了汉文化圈的范围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民国时期广西诸子学者承传了清代粤西诸子学研究风气，涌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诸子学成果，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北流的陈柱与冯振，两位诸子学大家均不同程度地承传了清代先贤的诸子治学之风，在无锡国专任教期间，为教学之需撰写了大量的诸子专著，使得民国时期广西的诸子学备受国人瞩目。其中，陈柱被誉为“足使千古学人才人一起俯首”的诸子学大家。此后，冯振的弟子、陈柱的后人均在子学领域有较多创见，足见后世诸子学与清代粤西诸子学紧密的相承关系。清代粤西诸子学的深厚积淀也是桂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