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为贯穿现当代的作家,在1940年代和1980年代两个时代进行的文学创作不仅在素材上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并且在小说观念、文体实验上具有相当连贯的思考和实践。故而当他凭借《受戒》于1980年重返文坛时,他表现出了有别于“伤痕文学”及同时期作家创作的文学风格,给文坛带去了一阵清风。然而即使受到众多好评,汪曾祺与主流文学观念的距离,决定了他始终只能处于时代的边缘位置。本文以汪曾祺的三篇代表作《受戒》《异秉》《大淖记事》为中心,并以1980年代汪曾祺的文学活动为纬,以1940年代至1970年代为经,在1980年代个人主体重建的时代趋势下,讨论汪曾祺主体风格的形成问题。本文将从“汪曾祺与1980年代文坛的互动”“汪曾祺的三种文学资源”“汪曾祺主体风格的形成”三个角度展开深入研究,既从《受戒》、《大淖记事》和《异秉》所接受到的评论梳理其与时代的互动,又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梳理汪曾祺的三种文学资源,即“乡土文学抒情视角”,“民间故事的叙事借鉴”,以及“散文化小说的文体实验”,以呈现出汪曾祺的写作策略、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最后,再从整体上梳理汪曾祺这一求新求变的文学革新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