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全球变化的加剧，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性显著增强，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脆弱区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实践需要互动双赢。作为典型的生态敏感区和特殊的生态功能区，三江源地区是影响全国甚至世界生态安全的“生态阀”，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滞后的地区，生态恶化形势严峻，生态难民逐年增多，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开展三江源地区生态脆弱变化及经济与生态互动研究，探讨该区生态环境演变规律、人类活动的影响、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互动机制、互动模式、产业政策等问题，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应用实测数据、实地入户调查数据和统计资料，运用Excel、SPSS软件和图表分析法、多元回归方法、主成分分析、灰色关联分析和判别函数、问卷调查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方法，分析三江源地区生态变化特征，模拟径流量变化并分析其人为影响程度，评价各县的生态脆弱度、贫困程度、人类活动强度及三者之间的互动程度并判别其互动关系类型，探讨经济与生态互动机制、互动发展模式。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有意义的结论：（1）近47年来三江源地区气温呈升高趋势，降水量呈减少趋势，蒸发量呈微弱减少趋势，不同时间尺度上气候变化趋势不同。平均升温率为0.0195℃／a，升温0.7℃。冷季和暖季分别升温0.8℃和0.5℃，冷季升温贡献率达61.54％。气温由外向内递减。降水量平均递减率为0.4449mm／a，减少28.8mm。干季降水量平均递增率为0.3436mm／a，湿季降水量平均递减率为0.459mm／a。湿季降水减少贡献率达92.55％。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蒸发量平均递减率为0.635mm／a。干湿季蒸发量平均递减率分别为0.6471mm／a和0.3815mm／a，湿季蒸发减少贡献率70.15％。蒸发量在长江、澜沧江源区由西南向东北递减，黄河源区由北向南递减。近47年气候趋于暖湿，90年代以来气候趋于暖干，近5年来气候趋于暖湿。（2）根据径流量累积曲线，1982年以前人类活动对径流量的影响较小。用多元线性回归模拟径流量，1958～1982年黄河沿和吉迈年径流量模型分别为y=87.6827+0.0129x₁+3.2988x₂-0.0615x₃、y=164.8666+0.076x₁+4.6895x₂-0.116x₃（x₁、x₂、x₃分别为源区黄河流域年平均降水量、气温、蒸发量），唐乃亥、直门达月径流量模型分别为y=44.969+2.4826x₁-0.059x₂-0.2293x₃、y=13.634+1.0854x₁+0.0965x₂-0.1203x₃（x₁、x₂、x₃分别为兴海／玉树县月平均气温、降水量、蒸发量）。1983年后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程度具有增大趋势，吉迈和唐乃亥人为影响程度都低于50％，黄河沿多数年份人为影响程度为50％～80％，表明黄河源区影响径流量变化的主导因素在东部是自然因素，西部是人为因素，即径流量的人为影响存在西强东弱的区域差异，越靠近源头地区经流量的人为影响越强烈。（3）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三江源地区各县生态脆弱度、贫困程度和人类活动强度，脆弱度从外围向中部增强，贫困程度长江、澜沧江源区由西南向东北减弱，黄河源区由中部向周围增强，人类活动强度长江、澜沧江源区由东南向西北减弱，黄河源区由东北向西南减弱。玛多、称多、曲麻莱3县属极度脆弱型（脆弱度0.8～1.0），治多、甘德、玛沁3县属强度脆弱型（0.6～0.8），泽库、达日、杂多3县为中度脆弱型（0.4～0.6），同德、久治、河南、兴海、班玛5县为轻度脆弱型（0.1～0.4），玉树、囊谦2县为微度脆弱型（－0.2～0.1）。杂多1县属极度贫困型（贫困程度0.5～0.6），达日、治多、称多、泽库4县属强度贫困型（0.4～0.5），甘德、曲麻莱2县属中度贫困型（0.3～0.4），囊谦、同德、河南、兴海、班玛5县属轻度贫困型（0.2～0.3），久治、玉树、玛多、玛沁4县属微度贫困型（－0.6～0.2）。同德、玛沁、泽库、兴海4县属人类活动极强型（活动强度1.4～0.8），河南、班玛、玉树3县属人类活动很强型（0.8～0.5），甘德、久治、囊谦3县属人类活动较强型（0.5～0.4），称多、玛多、达日3县属人类活动较弱型（0.4～0.2），曲麻莱、杂多、治多3县属人类活动微弱型（0.2～－0.1）。（4）初步探讨了生态与经济的互动发展关系等有关理论问题，提出了互动发展观、互动链、互动圈、互动网、平衡互动等新概念。从多角度对互动类型作了划分，对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的路径、阶段、动力、条件、途径等互动结构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中两者的互动途径主要包括产业互动、制度互动和投入互动。（5）根据三江源地区各县生态脆弱度与贫困程度、人类活动强度的互动程度判别函数C_xy=（x+y）／（x²+y²）^1／2（x、y分别为生态脆弱度、贫困程度、人类活动强度），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呈较强的负向互动关系。生态脆弱性与贫困性的互动关系类型，玛沁、玛多2县属脆弱不协调型，囊谦1县属贫困不协调型，其他13县属极不协调型；人类活动强度与贫困性的互动关系类型，玛沁、玛多2县属人为干扰贫困型，治多1县属自然贫困型，其他13县属人为加剧贫困型；生态脆弱性与人类活动强度的互动关系类型，囊谦1县属人为干扰脆弱型，治多1县属自然脆弱型，其余14县属人为加剧脆弱型。（6）三江源地区需要建立起产业置换与生态置换机制、社会化投融资与多元经营机制、生态补偿与利益驱动机制、信息技术传递和公众参与机制、生态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区域互动与创新机制等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互动机制。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制度政策创新+区域互动+生态工程+社会协调+产业置换”三江源模式为：以政府体制调整和制度政策与组织管理机制创新以及科学的规划设计为互动节点，以生态产业为互动纽带，通过社会化投融资和系列政策支持，加强与西宁、拉萨、格尔木的区域合作互动，形成以该区为中心、以3市为顶点的三角形互动网络，实施生态移民、生态补偿、生态购买等系列生态工程，实现生态资本产权化和生态建设产业化发展，加强后续产业开发、职业技能培训、小城镇与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大信息技术传递力度，促进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置换和产业生态化改造，发展区域特色生态产业，由区域互动与投入互动到制度互动再到产业互动，实现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7）依托长江、黄河、澜沧江沿线、唐蕃古道旅游专线（214国道）和世界屋脊汽车探险旅游线（109国道），加强沿线小城镇建设，培育空间或产业增长极，形成“三江两线”交叉型经济发展格局。开发地区特色优势资源，积极培育和发展生态旅游业，以中藏药材业、畜产品加工业、特色种植业、草业、绿色食品业、水产养殖业为代表的特色生物产业，以民族手工业、民族商贸业、民族文化业为代表的民族产业，以矿产、沼气、水电、太阳能、风能开发为代表的生态能源业，建立起独具地方特色的生态经济体系。创新点：（1）三江源地区原本是人类影响较弱的区域，但近年来人为影响加剧，本文通过模拟黄河源区天然径流量，评价其人为影响程度，认为东部人为影响程度低于50％，西部人为影响程度一般在50％～80％。（2）通过对互动结构的系统研究，提出了互动发展观、互动链、互动圈、互动网、平衡互动等新概念。（3）通过对三江源地区的区域环境与发展水平的系统分析，评价了生态脆弱度、贫困程度与人类活动强度的互动度，并判别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类型，认为该区生态与经济及人类活动间存在较强的负向互动关系，急需建立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机制和互动模式。（4）通过区域结构分析，根据环状分布特点以及周边三大城市的三角形辐射环境，提出了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的三江源模式与“三江两线”交叉型特色生态经济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