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第67条明确因监察职权行使导致损害的,依法给予国家赔偿。但就国家应当予以赔偿的监察侵权情形,以及受害人如何寻求救济等核心问题,监察立法并未明确,《国家赔偿法》也未作出修订,国家监察委2021年出台的《监察法实施条例》虽有涉及但仍不全面,且与现有规范存在矛盾之处。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的权限扩大、调查手段也更具有强制性。而监察对象在监察过程中的权利受限更多、合法权益受侵害的风险也加大,而救济途径却有所减少、救济程序的有效性也难以保障。与其它国家权力一样,监察权也可能被滥用,监察机关的处置决定也可能被推翻。目前学界关于监察领域的国家赔偿问题研究较少、且缺乏体系化。实践中虽尚未见监察赔偿案件报导,但已有对监察机关违法办案侵犯合法权益的指控,也有监察错案的出现。因此,无论从未来完善立法以健全法治体系的角度,还是基于解决当下实践中制度规范供给不足问题的考虑,监察赔偿制度的体系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除引言与结论外,在正文分三章对监察赔偿制度的体系化建构问题展开分析论证。具体如下:第一章:监察赔偿制度的理论界定。监察赔偿制度是指国家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监察赔偿制度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为根本价值,监察活动在促进国家政治清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其内在的侵权损害风险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负担。监察赔偿制度属于国家赔偿制度,但与行政赔偿制度和司法赔偿制度不同,其规范对象是监察机关和监察工作人员,规范的是国家监察活动,作为监察对象的公职人员在国家监察活动中配合监督调查的义务要求更高,其基本权利受到的限制也更多。监察赔偿制度旨在解决国家监察活动中的职务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在受害人和国家之间如何分配负担责任的问题,其制度内容包括国家应当予以赔偿的范围和解决赔偿争议的程序。监察赔偿范围理论,旨在对国家应当予以赔偿和不予赔偿的监察侵权损害依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进一步可以凭借这样的类型化处理,使人们对监察赔偿范围的认识得到一些相对集合的观念。监察赔偿程序的制度设计旨在解决监察赔偿纠纷的主体、审理、决定、执行以及监督等各方面问题,从而为监察侵权行为受害者提供具体的救济途径。第二章:监察赔偿制度发展及问题。我国监察赔偿制度在1954年《宪法》明确国家机关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时已萌芽,并随着国家赔偿制度的确立及《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的颁布确立。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监察机关属于行政机关内设职能机构,再加上监察对象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管理关系,行政监察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国家赔偿范围外。改革后监察立法明确了监察赔偿为国家赔偿的定位,并删去“违法”二字解除对监察赔偿单一归责事由的限制。但监察赔偿制度规范零散,而且在法律未作规定的情况下,由国家监察委通过监察法规制定监察赔偿制度的实施细则有违程序正义要求。而且监察法规的部分规定与现有监察赔偿制度规范存在矛盾之处,亟需规范和统一。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监察对象而言,目前监察立法确定的内部救济机制能否现实保障受害人权益也值得商榷。第三章:监察赔偿制度体系的建构。监察赔偿制度规范体系的建构路径为从法律层面修订《国家赔偿法》,单独设置专门的章节规定监察赔偿制度的具体内容。在修法前的过渡时期,可以由国家监察委联合最高院、全国人大常委有关部门借鉴其他国家赔偿制度的实务经验,共同制定《监察委国家赔偿工作规定》试行规范,细化国家应予赔偿的具体监察侵权行为、受害人损失范围以及监察赔偿争议审理、决定、执行及监督等程序要求。为确保监察赔偿制度内部的规范统一,有必要构建逻辑周延的赔偿范围体系,包括赔偿的监察侵权行为类型和赔偿的受害人损失范围。前者以过错归责和结果归责构建的多元归责原则体系为指导,后者根据侵害的法益类型确定不同的损失认定标准。为落实监察赔偿制度人权保障的根本价值,亟需完善赔偿程序的设计以确保程序公正,包括事先通过规范明确赔偿程序中的主体、基于赔偿请求人的弱势地位赋予其在程序中制衡赔偿义务机关的必要权利、以及为实现法秩序统一建构更为有效的外部司法监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