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国家治理逐步由“人治”走向“法治”。行政裁量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涉及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论现阶段还是未来十年中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缉私行政裁量权的合理控制是海关执法改革的重点与难点。随着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及视野的不断开阔，其关注度也越来越多的转移到行政裁量执法规范上来。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管理机关，当其行使职权时，不可避免要涉及到行政裁量权的应用和控制。一方面，海关作为肩负打击走私并实施行政处罚和裁量的行政主体，在维护国家对外贸易秩序中发挥巨大作用，既要严格履行其服务社会职能，约束管理对象尤其是进出口企业的贸易行为，又要切实维护管理对象的切身权益，以实现外贸领域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海关缉私行政执法作为最常见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具有一定幅度的自由裁量权，其应用是否合理规范直接影响着进出口旅客和企业的切身利益，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不容忽视。执法对象眼中的裁量尺度若不统一规范，易引发公众对海关行政处罚整体工作的偏见和误解，造成明显的执法失衡现象。　　SZ海关缉私局作为全国海关系统少数业务大局之一，业务种类齐全，在海关缉私系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尤以行政执法工作最为显著。近年来，关区内行政案件呈现出数量暴增、案情复杂等特点，行政裁量在行政执法应用中占比越来越重，随着执法对象维权意识的逐步增强，其对行政裁量和处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司法和舆论监督力度不断增大，要求缉私部门对行政裁量权的运用水平必须有质的提升。鉴于此，笔者以当今学界关于行政裁量权问题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将自由裁量权理论与海关缉私执法实务结合，从SZ海关典型案例入手，分析海关缉私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裁量权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和规制方案。通过加强对缉私行政裁量权的主体规制、裁量标准规范，强化监督机制，并尝试着引入伦理学中的伦理矫治，探索对缉私行政裁量权的规制研究，为海关缉私行政执法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