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经济增长陷入困境,急需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数字经济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中国甚至全球经济的恢复起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采取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这就产生了第一类代理问题和第二类代理问题。监督、激励通常被认为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高管薪酬激励被最优薪酬契约观所认可,探讨薪酬契约是否有效,关键是看高管薪酬对企业业绩是否敏感,这种关系称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说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关联性越大,薪酬契约的设计越有效。在新经济发展方式下,数字技术能否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缓解代理问题,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成为了诸多学者的研究焦点。本文选取2012-2021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后续研究部分,首先将产权性质和科技属性作为分组参考,区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其次按区域属性,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再者,将企业生命周期纳入考虑,区分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通过以上分组,将探究企业异质性对数字化转型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的影响。最后从信息透明度,媒体关注,信息不对称三条路径对数字化转型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进行机制检验,探究数字化转型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路径。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运用了替换变量,删除特异样本,增加城市固定效应,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控制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以及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本文结论一致,证明了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正相关。第二,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显著。与非高科技企业相比,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显著。第三,与处于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的企业相比,处于东部地区,南方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显著。第四,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显著。第五,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吸引媒体关注,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提升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