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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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美贸易争端加剧,外部环境不断恶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扩大内需”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在这期间,中国宏观杠杆率尤其是家庭部门杠杆率则以较快的速度攀升,不同家庭之间的债务规模水平以及分布差异明显。在此背景下,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的货币政策,其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是否会因家庭部门债务规模的改变而出现新的特征?这是本文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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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美贸易争端加剧,外部环境不断恶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扩大内需”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在这期间,中国宏观杠杆率尤其是家庭部门杠杆率则以较快的速度攀升,不同家庭之间的债务规模水平以及分布差异明显。在此背景下,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的货币政策,其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是否会因家庭部门债务规模的改变而出现新的特征?这是本文所研究问题。本文试图从微观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入手,探究不同家庭债务水平下,货币政策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异质性效应,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本文首先对已有的理论、文献及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分阶段介绍了家庭消费行为理论及其沿革,并以不同阶段的家庭消费行为理论为基础,分析货币政策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方式。其次,本文引入异质性家庭概念,对比了传统代表性家庭模型与异质性家庭模型在分析货币政策对家庭消费行为影响过程中的优劣,并进一步阐释了异质性家庭模型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此外,本文基于宏、微观家庭部门债务的调查统计数据,分别从家庭债务规模、家庭债务分布两方面总结了当前中国家庭部门债务水平和分布的特征与趋势。最后,本文采用CFPS2010—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来分析不同家庭债务水平下货币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从城乡差异视角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使得家庭消费减少,并且货币政策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根据家庭债务水平的不同出现了异质性效应。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冲击对高债务家庭的家庭经常性消费与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均更大,对低债务家庭的家庭经常性消费与耐用品消费影响更小;并且,货币政策冲击对家庭经常性消费的影响大于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此外,本文通过对城乡家庭的进一步划分,发现不管处于何种家庭债务水平,货币政策冲击对城镇家庭的家庭消费影响均大于农村家庭。最后,本文针对以上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应当密切关注我国家庭部门债务规模快速上涨的现状,避免贷款过多向低收入、高风险人群流动;其次,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将家庭部门债务规模纳入考量范围,合理运用家庭债务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扩张作用,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要避免货币政策调整加重家庭部门的债务负担,加剧金融危机风险;再次,通过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消费金融与不同商业模式的深度融合;最后,进一步完善消费金融监管与保障体系,为消费者创造安全消费环境,激发家庭部门消费潜力;大力发展农村地区金融精准扶贫,缩小货币政策传导的城乡不对称性。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为城乡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信贷制度,大力发展信用贷款业务,推进贫困地区支付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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