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要生存和发展,仅仅只有效率和绩效是不充分的。企业除了要服从效率机制,按效率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还必须服从合法性机制,得到政府、社会公众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等的认可,即被认为是合法的。对转型期的中国私营企业来讲,组织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私营的生存和发展(Ahlstrom & Bruton, 2001)。受合法性机制驱动,在制度环境压力之下,企业常常采取一定的合法性战略,改变环境,获取资源使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更为有利。本文应用全国私营企业主调查数据,首先分析了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和地位和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特点;第二,结合相关理论,研究了中国私营企业从1993年到2006年间企业主要采取的合法性战略及其变化;第三,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组织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战略的影响;第四,对企业的组织合法性战略对企业在资源获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转型期中国私营企业由于历史原因而面临合法性危机,具有很强的组织合法性需求。(2)转型期制度环境相对较弱,具有产生高额交易费用的特点,同时增加了私营获取合法性的困难。(3)政府和社会公众是转型期私营企业合法性的主要授予者,政治联系、组织结构同形是转型期私营企业获取政治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政治联系意愿受制度环境影响:制度环境越弱,企业家政治联系的意愿越强,企业家所感知政府赋予组织合法性的能力越强,企业家政治联系的意愿越强。(4)目前通过社会捐赠并不是私营企业获取社会合法性的主要手段,而是将同样具有慈善意义的光彩事业作为获取社会合法性包括政治合法性的策略,进一步证实了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性。(5)在控制企业的规模、行业、盈利状况、年龄等企业特征和企业家个体特征的情况下,组织合法性战略对企业获取资源有正向的影响作用。文章最后讨论了制度环境和组织的共同演进,指出在中心文化主义(Corporatist)政府意识形态下,政府对组织的形式、组织规模、组织的战略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作用,甚至对组织适应环境起着的主导作用,政府对组织的影响不仅对管理具有实践意义,同时对政府立法、制定政策也有启示作用。同时对研究的内容进行总结并指出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论文从战略的视觉,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研究组织合法性战略及其影响问题,拓展了现有理论。改进了制度理论关于“为了获取组织合法性的组织行为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观点,打破过去主流经济学以效率、GDP增长作为唯一的视觉来关注经济。使企业家们认识到,企业是深深地镶嵌在社会与政治环境之中的,企业要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关注其所处环境中的利益相关者,仅仅依赖于“看不见的手”是不充分的,关注政府、社会公众和各种利益相关者成为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