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摇撞骗作为一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古代就十分盛行,上至庙堂,下至市井莫不受危害,各类文学作品、历代官修正史都对此有所记载。尽管历朝政府对防范、惩治此类不良社会现象十分重视,颁布过相应的法律条文,但收效有限。时至近代,在不同以往的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中,行骗现象也呈现出新的样态,而且愈演愈烈,不仅给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诸多侵害,而且严重影响中国城乡公共生活与生产秩序。可以说,以招摇撞骗为主的社会欺诈现象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需要充分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然而相关研究的困难之一就在于史料较为分散,而作为中国近代重要媒体的《申报》对于上海及外埠的各类社会欺诈现象有大量报道与评述,可提供一定的史料基础;同时,佐以明清时期的官方文献、社会笔记小说等,可以大致勾勒出晚清上海社会撞骗现象的基本图景,探索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以及社会的影响。明清以来的金钱崇拜观念日益盛行,尤其是近代上海,由于城市化的畸形发展,追逐财富和享乐的社会风尚日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为谋取钱财而不择手段的人群不断扩大,行骗手段层出不穷,令人防不胜防。本文在五花八门的行骗手段中,拣取极具代表性的“掉包”、“色骗”和“冒骗”作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论述其普遍性与特殊性,来捕捉晚清上海城市社会生活的不良形态。“掉包”是近代上海盛行的社会欺诈现象之一,在社会各个角落常可看到“掉包匪”与“剪绺者”的出没,他们混迹于人群密集的热闹街市、人头攒动的车船码头,以及进行钱货交易的各色店铺,凭借其熟练的掉包技巧和惯用的掉包媒介,在转瞬间骗窃钱财,是威胁社会治安和商业稳定的一大隐患。追逐财富的社会风气反映在婚姻形态中,即是由传统的因礼成婚转向以财行婚,论财嫁娶,不仅给婚姻双方带来一定经济压力,也使得婚娶逐渐成为棍骗的敛财工具,从而助长了近代城乡的“色骗”行为,其中尤以“放白鸽”与“仙人跳”最为常见。此类行骗者在以婚姻、美色骗取钱财的同时,不惜异化婚姻、价卖人口、卷逃家产,既骗财更骗人,在物化了婚姻的同时,更物化了中国女性,最终完全扭曲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形式,使得传统“因媒而嫁”、“依礼成婚”的婚姻发生畸变,传统的媒人也逐渐转向蚁媒、鸩媒,并在色骗中扮演着勾连穿凿的独特角色。随着近代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西方的商标、品牌意识逐渐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虽然新式的法制观念、商业理念、管理模式逐步推广,但棍骗冒名行骗和冒牌谋财之风日烈,加重了社会诚信危机,严重紊乱社会生活和商业经营秩序。更为复杂的是,洋人因深受特权和租界的庇护,在近代中国成为有别于华人的特殊群体,洋人中的宵小之辈凭其身份,四处招摇撞骗,时常与华人棍骗匪类交织在一起,共同行骗。此类现象虽然在上海租界中引起了足够重视,但现实中往往因受多方势力掣肘,在处理涉及洋人、洋品牌的案件中,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难以施展,致使部分棍骗逍遥法外。官方虽然在立法、司法、日常治安中不断加强对于各类欺诈现象的防治与惩处,但受制于半殖民地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统治阶层治国无术、理政乏策,自顾不暇,法制建设滞后,法治环境不良,使得新型的商业模式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中国商人在应对商业欺诈过程中,常处于一种“无法律保护”的状态,只能通过刊登布告、完善经营、加强管理等措施来加强自身防御能力,以抵制横行于市的诸多撞骗行为。近代上海的社会欺诈现象是其畸形城市化发展的明显表现之一,由于社会游民的增多、撞骗的横行、洋人的干涉,城市治理难度愈发加大,使得政府出台的各项举措,在实施过程中收效甚微。司法的不公致使部分人群得以一犯再犯,或是辗转活动区域流动作案,同一犯罪团伙作案事件屡见报端,社会影响恶劣。由于欺诈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遏制,也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大打折扣。难能可贵的是,近代的知识分子为此纷纷投书报刊,为受骗者发声,抨击棍骗的可恶行径,匡扶社会正义,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这是知识分子极具社会责任感的突出表现,他们的“打假”之声,在今天看来,依然不失其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