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是20世纪美国文坛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30年代以来，其声誉曾几经荣辱兴衰。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的声誉主要是和他写于30年代的《工人三部曲》联系在一起的。学术界在评价斯坦贝克的文学创作时，往往是以对该三部曲的认识为依据的。这些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深受读者大众的喜爱;斯坦贝克因此而被贴上“现实主义者”和“通俗小说家”的标签，这使他没能得到足够的学术关怀。所谓的“斯坦贝克问题”便由此而来。　　以往的斯坦贝克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一些人认为，斯坦贝克的《工人三部曲》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范畴，在政治上是左倾的。这种认识的基点在于，将文学作品看作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或模仿，历史则被用来作为阐释文学文本的背景。这一观点不仅受到了当代文学理论的挑战，而且与斯坦贝克本人的美学思想相悖。另一些人则认为，斯坦贝克是无政治性的作家，其《工人三部曲》是纯文学的作品，与30年代美国的政治和历史无涉。持这种观点的批评家意在修正前一种认识的偏差，结果却走向极端，忽视了政治历史因素对于斯坦贝克的《工人三部曲》所应具有的意义。上述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准确把握斯坦贝克作品的本质特征。作为产生于30年代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产品，斯坦贝克的《工人三部曲》是那个时代各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其政治性与文学性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因此，本文在批判性地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文化批评的方法在政治与文学两个层面上解读斯坦贝克的《工人三部曲》，旨在考察斯坦贝克的创作与30年代美国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小说家如何从社会话语中汲取力量，由名不见经传而一举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并创作出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　　本文首先探讨了社会力量的“商讨”如何造就了30年代美国激进主义的左翼文化，并在此社会历史语境中以《胜负未决》(1936)为例，分析了斯坦贝克的文学实践与左翼文化之间的互动。作为深受当代政治影响的作家，斯坦贝克之走向左翼完全是历史所使然。在《胜负未决》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被表征为具有时代特征的集体主义之梦。小说从而可以解读为斯坦贝克对30年代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的一种“情节设计”。受当时兴盛的无产阶级小说的影响，斯坦贝克的作品表现出了无产阶级小说的一些特征，但在政治倾向上，却对以颠覆现存权力为目的的工人运动持否定态度。这种态度主要是通过一种叫做“集群理论”的哲学思想转达的。集群理论关注的是集群生物之属性，认为它们与组成集群之个体的属性有别。斯坦贝克试图以此说明，一旦工人们被团结成一个集群生物，就会变得极其强大，产生颠覆性的力量。而颠覆必然会受到压制，暴力也就在所难免。这是斯坦贝克的忧虑所在。在他的情节设计中，故事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并不是现实的客观反映，是作者的想象力基于现实题材所创造出的对30年代社会现实的“表征”。作为一部具有高度主观性的小说，《胜负未决》展示了斯坦贝克的作品如何在参予社会力量的商讨中获取“社会能量”。小说的创作标志着斯坦贝克在30年代美国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的“自我塑型”;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斯坦贝克也展示了自己独特的主体性。　　然后，本文以《人与鼠》(1937)为例，分析了贯穿斯坦贝克《工人三部曲》的美国梦主题。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加利福尼亚在美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又一个伊甸园，向人们允诺着无尽的可能性。因此，小说中所表征的土地之梦是加利福尼亚版本的美国梦的化身。这个梦是在资本主义的激励下产生的，但资本主义又否定了其实现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生命权力的控制，决定了农业工人只是作为劳动力而存在的命运，因而他们任何获得土地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乔治和莱尼梦想虽然表达了他们天真的愿望，但却是危险的，会导致暴力与混乱;它象征着对农业资本主义权力的颠覆，必然会受到这种权力的遏制。莱尼生命的终结便是这种遏制的结果。因此，土地之梦所体现的美国梦不仅可望不可及，而且成了束缚农业工人的精神枷锁。30年代美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就这样戏剧性地表现出来。斯坦贝克小说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作者试图揭示现实社会问题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莱尼和乔治的向往明确无误地表达了美利坚民族的梦想与挫折。主宰着美利坚民族心理的个入主义梦幻的破灭，这对30年代美国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心态做出了诠释。作为一部产生于30年代复杂社会语境中的文学作品，《人与鼠》的意义既要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又要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才能把握。　　最后，本文将该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愤怒的葡萄》(1939)置于对沙尘暴移民的文化表征中讨论。这个产生于30年代末的表达社会抗议的话语构成是以表征对权力的颠覆之可能性为特征的，其作者们依赖彼此的权威使自己的作品获得“真实性”。通过参与这种话语实践，斯坦贝克创作了一部惊世骇俗的艺术品，其伪纪实性风格与政治上的直接性使之成为大萧条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文献，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作为30年代美国一部最具政治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不仅是社会与政治构成的物质产品，而且是该构成的有效组成部分。小说中既有作者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又包含他对美国传统文化的依附，因为这种话语的话题“沙尘暴移民”这个在3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文化现象，正好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乔德一家以及千百万丧失土地的家庭向西部的迁徙，是以实现个人主义的梦想为动因的。他们从自己的苦难经历中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战胜困难，从而实现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转变。但是，在斯坦贝克的笔下，他们的梦想最终却以象征性的手法表征为一种“人类大家庭”乌托邦似的憧憬。可见斯坦贝克所倡导的并不是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说，《愤怒的葡萄》占据着特定的历史与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历史力量冲突碰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得以展示。在对历史与权力的表征中，斯坦贝克将大萧条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以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融为一体，进而展示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对人的命运的影响。这使得作品既有一种时代的忧患意识，又获得了厚重的历史感。小说的价值在于，它赋于了大萧条年代充满矛盾的历史一副独特的人的面孔。　　总之，30年代是斯坦贝克在艺术上走向成熟并创作出最具代表性作品的时期。从《胜负未决》到《愤怒的葡萄》，斯坦贝克以其独特的方式书写那个年代美国的历史，阐释同时代人的梦想和追求，解释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可以说，斯坦贝克的《工人三部曲》已经成了30年代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直至今天依然发挥着强大的美学功能，影响着人们通常对大萧条年代的理解。该三部曲的流通、消费与再生产不仅验证了其历史意义及文学性，而切还赋予它以新的意义。这也许可以用蒙特罗斯所谓的“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作出解释。　　作为对斯坦贝克《工人三部曲》的专门研究，本文的创造性成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笔者借鉴了当代文学理论—比如福柯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文论一中的一些批评话语，以斯坦贝克由远离社会现实转向关注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为出发点，考察了斯坦贝克在30年代的文学活动，阐述了社会历史因素在这种转变中的作用。与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不同的是，历史在讨论中不是作为印证斯坦贝克作品的背景材料，而是处于讨论的前景。因此，这里所谓的历史是指斯坦贝克的文本参与创造的“历史”，而斯坦贝克的文本则应理解为历史中的文本。这与斯坦贝克所说的“乘着历史正在发生的时候书写它”的主旨相吻合。其次，本文在30年代美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构成中解读斯坦贝克的《工人三部曲》，避免用单一的意识形态和美学标准评价这些作品。以此为认识基础，本文讨论了斯坦贝克作品中以普遍意义上人的条件为主旨的对30年代尖锐社会矛盾的探索，指出这三部小说中共有的构架模式是既倡导颠覆又控制颠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对斯坦贝克及其作品认识上的片面性和极端性。斯坦贝克以走向“左翼文学”开始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深恶痛绝，但其小说的文本所产生的作用实际上是强化了它似乎要颠覆的资本主义。最后，本文从题材、主题和表征手法三个方面对斯坦贝克工人三部曲的文本进行解读，将三部小说当作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来讨论。这在斯坦贝克研究领域尚未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