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侧重从外交活动主体（张作霖）的角度，对其对日外交的策略和战术性举措进行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张作霖的对日外交进行整体评价。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张作霖对日外交的策略张作霖的对日外交策略大致经历了如下两个阶段：亲日、争取日援以图自固从崛起（1911年11月）到统一东三省（1919年8月），以亲日、争取日援以图自固和发展为其处理对日外交的主基调。其间亦有抵日表现，但以不损伤对日友好的大局为限，不代表主要的外交姿态。张的亲日主要表现在：表达亲日意向；以实际行动谄媚日本；依靠日援“君临东三省”。抵日、排日以求自主20世纪20年代以后，抵日、排日以求自主的倾向日益明显。其表现：关内扩张——抵制日本的对张政策；拉拢美英驱逐日本；经济上与日本抗衡；自建铁路，对抗日本的铁路运输系统；自主开办教育和收回教育权的努力；与西方进行军火贸易，减少对日本的依赖。张的抵日、排日倾向为日本的对张政策所不容，日、张矛盾日趋激化，直至皇姑屯事件的发生。第二部分：张作霖对日外交的战术性举措(一) 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与张的镇压两次满蒙独立计划都将张作为一个重要的争取对象，但事实证明，张未在任何一个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发挥对日本有利的作用。第一次独立运动中的出尔反尔使他在日本方面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第二次独立运动中对日本的争取反应冷淡，并坚决镇压蒙匪，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WP=53>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二)“二十一条”交涉与张的抵制张对“二十一条”自始至终持反对态度。在有关南满洲区域问题、土地商租权和设立领事馆等关键性问题上做了力所能及的抵制，致使“二十一条”在东北有名无实。（三）郑家屯事件：明里妥协暗中抵制日本在郑家屯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张对日本既有妥协的一面亦有抵抗的一面，且妥协在明里，抵抗在暗处。在关键性问题上如日方要求设警和派驻军事顾问等，张始终坚持抵抗态度，并且发挥了切实有效的抵抗作用。从客观效果上看，既达到了抵抗日本的目的，又维护了与日友好的大体局面。(四) 宽城子事件：避免开罪日本的前提下抵制日本宽城子事件发生在张统一东三省的最后一站，为顺利完成统一东北的夙愿，张在事件的善后中采取了小心谨慎的行动，避免在统一事业的半路上开罪日本。同时，在避免开罪日本的前提下，张在事件的交涉过程中采取了抵制日本的方针，致使日方的解决提案未能完全实现。(五) 珲春事件：张的妥协与日、张勾结珲春事件发生的背景是：直皖战争之后，张醉心于武力统一中国，为争取日本的善意和援助，拟派心腹于冲汉为特使往访日本。正待于首途之际爆发了“珲春事件”。因此，收到爆发珲春事件急电后，张惊惶不安，惟恐该事件的发生妨碍与日本关系的更加密切。鉴于以上原因，张在该事件的善后中不仅采取妥协立场，而且与日勾结，出兵配合日本镇压“匪徒”。(六) 满蒙五路交涉：张的抵制和妥协满蒙五路交涉非同小可，张在交涉过程中抵制和妥协并施，与日周旋。首先，在日方压力和重金诱惑下，对日妥协，在满蒙五路草约上签字。其次，运用拖延战术抵制日本，抵制不果，再次妥协，签立铁路承造合同。满蒙五路之约是张有生之年内预付给日本的最后一个帐单，也是他留给东北人民的最后一个历史罪证。尽管张在签约之时迫于日方的强大压力，并在签约过程中布设了一个又一个漏洞，为其日后悔约提供借口和回旋的余<WP=54>地。但是，协议一经签署既授日人口实，国权既陷危险之中。张被炸死以后，日方仍以所持密约为依据，向东北当局强硬交涉，要求履行合同。第三部分：张作霖对日外交的整体评价张作霖对日外交的立场及其实质张作霖在对日交涉活动中既有亲日言行亦有抵日表现，而且往往在同一事件中两者兼而有之，其对日外交的立场在现象上看有些模糊和复杂。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其处理对日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自身的利害得失。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张作霖对日外交的实质是以“利益交换”为原则的实用主义的外交。（二）张作霖对日外交活动的客观效果张作霖对日外交活动的客观效果要从正、负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从负面效果上看，张的“亲日外交”是以出让一定利权作代价的，利权出让的危害难以估量。其次，从正面效果上分析，张在一些重要外交事件的交涉过程中所发挥的抵制作用具有积极意义；20世纪20年代以后所奉行的抵日、排日政策有助于打破日方垄断，获得自主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