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及策略的研究十分引人瞩目。从文献来看，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和策略的把握，既存在着完全否定的意见，也有赞誉有加，甚至把李鸿章奉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的观点。历史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但对李鸿章外交思想的评价应该公允，不能非此即彼。同时应该注意梳理其外交思想的形成轨迹。一、晚清外交的国际、国内环境大清帝国从乾隆后期开始，国势日趋衰落。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在日益崛起。与西方发达国家上升的势头相反，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包括统治阶级都蒙受了奇耻大辱，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综合国力日渐衰微。李鸿章独揽当时中国军、政、外交大权达30年之久，参与并主持了几乎所有的清朝重大外事交涉，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外交思想及策略，归纳起来主要有“外须和戎”、“实力外交”以及“以夷制夷”等几个方面。二、“外须和戎”的策略 “和戎”实际上就是维持和局。李鸿章的“和戎”观的形成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有关：第一，中国当时的国力状况及其与西方列强对比的过分悬殊。第二，致力于为中国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第三，当时远东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清政府“借师助剿”政策是促成李鸿章“外须和戎”策略的外部因素。第四，“和戎”外交策略是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从提出、制订到实施都贯彻和体现着儒家的思想。“和戎”列强，实现和平，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通过变法以求自强自立，这本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这一目<WP=53>标。由于李鸿章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不是全面的。用他那种“息事宁人”的乡村绅士风采来处理事关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得失的外交事务，自然不能奏效。甚至还会白白丧失中国许多不该失去的权利。李鸿章“外须和戎”的外交策略及实践是近代中国衰败贫弱的必然产物，根本无法按照李鸿章的意愿实施。这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三、“实力外交”的策略面对清政府内外交困的形势，李鸿章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本能，大声疾呼“变法”、“自强”。李鸿章的变法，就是学习西方。李鸿章主张的学习西方内容十分广泛，凡有利于自强的“西学”都主张学，主要是：首先，在军事上向西方学习，发展军事工业，巩固海防。其次，在经济方面，模仿西方，创办了民用企业。再次，在体制方面，为了使中国的专制政权开明化，李鸿章一方面向清廷阐明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面临的危局，痛陈变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希望清廷废除或至少变革科举制度，普及西学，开化世风，使一般知识阶层转而赞同近代化运动。最后，李鸿章还把培养人才视为中国自强之本、当务之急，并积极创办新式学堂、推动派遣留学生，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进步。李鸿章希望通过创办军用、民用企业以培植国力，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从而为外交提供坚实后盾，力保国权不失。其主观愿望是不错的，对中国的自强事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受传统观念、旧的体制、个人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李鸿章的实力外交策略所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中国的国力增长缓慢，在对外交涉中步步退让，大量主权沦丧。这正是李鸿章实力外交思想的悲剧所在。尽管如此，李鸿章实力外交思想开启了中国富国强兵之路，为后来中国的维新与革命提供了诸多<WP=54>借鉴。四、“以夷制夷”的策略 “以夷制夷”是一种利用矛盾为我所用的外交策略。李鸿章认为，给中国带来灾难并构成极大威胁的西方列强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内部有利益冲突，存在着矛盾。中国这样的弱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矛盾，与列强周旋，从而达到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目的。这就是贯穿于李鸿章整个外交生涯的所谓“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以夷制夷”是利用“夷”之间的相互冲突来以夷攻夷。这是在夹缝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以求得生存的一种外交策略。实际上，利用矛盾的外交策略在世界各国外交史中也是通用的，一般具有可行性。但这种策略的运用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使用者必须拥有较为强大的实力为后盾。中国当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而李鸿章恰恰忽略了这一现实，一味地迷信“以夷制夷”，缺乏必要的战备，自然是经常被动挨打。在历史上，李鸿章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一生乱世为官，参与处理朝政，应该说有得有失。外交活动是李鸿章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鸿章的外交特点是：第一，外须和戎。他认为，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国势贫弱，一旦发生争端，很难占据上风，更难以决胜疆场，通过“和戎”，以换取喘息、发展的时间。第二，实力外交。外交必须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为此，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自强”和“求富”为旗号，在国内开展了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第三，以夷制夷。利用矛盾，与列强周旋，从而达到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目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不妨用公正、公平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的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作为一个晚清的外交家，李鸿章虽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