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竞争力,活跃的金融市场往往意味着具有活力的经济形式,从而为各行业的繁荣创新赋能。而另一方面,对于实体经济的不断投资也为金融市场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间已逐步建立起相互促进、融和交互的紧密联系,学术界对于市场的研究方式也逐步创新。对于传统金融学理论无法解释的金融市场异象,如“动量反转效应”、“溢价之谜”等,众多学者开始尝试从企业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开展研究,构建实体促进金融发展的传导路径。参考以上理念,本文意在研究资本市场中动量效应与反转效应存在的现实原因,通过证明实体经济下投资水平对股票组合收益率的预测能力,揭示投资效应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本文以中国A股主板市场2007-2020年三季度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相邻时期的总资产增长率为衡量投资水平的主要变量,采用FamaMac Beth两步回归模型研究了企业投资水平在解释股票组合收益率特征中发挥的作用,拓展了资产定价的相关理论。结果发现:1)企业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期的股票收益率对下期的该企业投资水平有显著影响,当期较高的股票收益率会激励企业在下期产生更高的总资产增长率,即企业投资行为滞后于股票的收益增长而发生。2)在不考虑投资水平的前提下,与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的股票市场不同,中国股市短期内存在较强的反转效应,而动量效应在研究区间内表现均不显著。3)将投资水平作为影响因子加入模型后,短期内投资对收益率表现显示出显著的正向效应,而显示反转效应的前期组合收益率回归系数不再显著,过去的收益对持有期收益不再具有显著效应。即考虑投资因素后,金融市场中反转效应不再存在。针对总资产增长率衡量企业投资水平的科学性角度,本文通过资产负债表资产项目的构成及平衡等式,将其分解为货币资金增长率、PPE（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增长率、负债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等,检验了不同子变量对收益率特征的影响,同时针对不同公司规模进行分组研究。发现总资产增长率对总样本组合收益率的预测效应最强,但小型公司的货币资产增长率对股票收益也显示出显著影响,而中大型公司的股票收益率结构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在建工程的增长更为显著。最后本文通过建立虚拟变量对投资组合进行分组,研究投资水平与股票收益结构是否存在某些非线性关系,并且对此前其他学者的提出的其他影响动量反转效应的理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总体而言,本文的结论在不同层面具有稳健性,短期内投资水平对股票收益率有正向影响,而长期内具有负向影响,且考虑投资效应后,市场原有的反转效应不再显著存在,即通过引入投资水平作为影响因子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股票的收益率期限结构问题。